第二百九十六章 民主憲政

緊接著，中共參政員董必武也起身發言，他沒有理會陳立夫在摩擦問題上的指責，而是進一步向與會者闡述民主與抗戰的利害關係：「抗戰需要對民眾進行最廣泛的動員，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而戰，民主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生活，才能讓民眾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積極地投入抗戰，使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如果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同時，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也是不行的。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沒有民主，抗戰很可能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也許會拖上很長時間，但是，最終的勝利肯定是屬於我們的！」

孫百里點了點頭，補充道：「經過今天的連續打擊，蔣介石和他的那些政府要員、御用參政的氣焰暫時被壓下去了，如果這時候全國的參政員們能夠團結一致的話，很有可能迫使國民政府啟動民主化的進程。」

蔣介石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不得不公開表示：「民主就是自由，必須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

經與會參政員的共同努力，大會最後決定了治本治標兩項辦法。治本辦法為：政府立即召集已經被推遲了三次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人，組成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治標辦法為：政府宣布全國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為適應戰時需要，政府行政機關應當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杜周南說道：「今天會議上形勢大家都看見了：各民主黨派和地方代表，甚至國民黨內部的參政員都對政府和軍隊的表現不滿意，群起而攻之！也就是說，要求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已經是大勢所趨！」

陳紹禹的發言結束后，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各民主黨派領袖相繼起身發言，支持他的提議。

這時候，國民党參政員陳立夫起身發言，他說道：「國民政府目前面臨著日本的巨大軍事壓力，必須使權力高度集中才能夠提高效率，適應戰爭形勢；在政治上必須適當地收縮民主，結束黨爭，人民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局部民主權利也是非常必要的，應該從大局出發而不是斤斤計較，故而，應該把民主改革推遲到戰爭結束之後再討論。」接著他話鋒一轉，猛力抨擊以中共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各地方勢力：「為了早日取得抗戰的勝利，軍令和政令必須保持高度的統一，才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我們的力量，然而，一些黨派和地方勢力，出於一己之私，不聽調遣，一味保存實力，無法在戰略上進行協作配合，導致中央軍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更有甚者，居然為了搶地盤，主動進攻堅持在敵後的國軍，製造摩擦！」

當天晚上，周恩來和第三黨等中間力量的代表登門造訪，約定在明天向會議提出議案，要求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孫百里當即代表福建、江西和廣東三省參政員答應下來。

民主憲政運動首先在陪都重慶掀起高潮：中國青年團體、中華婦女團體、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等經常舉行憲政座談會。座談會的內容：憲政與抗戰的關係、憲政與建國的關係、憲政與婦女、憲政與青年以及如何把憲政深入群眾中去等等。大家認為：只有實行民主憲政，才能使人民群眾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積極投入抗戰，使抗戰取得最後勝利，並使我國戰後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同時，對國民政府早期頒布的《五五憲草》等進行抨擊，要求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在憲法實施前國民政府應立即實行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力；抗戰前由國民黨一手包辦選出的「國大代表」宣布無效等等。

在重慶發起的爭取民主，實施憲政的運動，很快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開展起來：民主人士、大學教授鄧初民聯合成都教育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召開「國民憲政座談會」，討論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組織法等問題，併發起「成都國民憲政促進會」，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民主；在桂林，由胡愈之等組織的「廣西憲政促進會」，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保障人民的言論、結社等自由。

陳立夫的話頓時在台下引起軒然大波，民主政團同盟的參政員當即起身反駁，他說道：「世界各國當中，排斥民主的只有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而這三個國家也是威脅著全人類文明的元兇，中國絕對不可以向它們學習。反之，如果我們想使中國成為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必須刻不容緩地形成民主體系，萬萬不可向戰後推託——假定在戰時不能實行民主，我們在戰後所得的將不是民主，而是國家的分裂與毀滅，其痛苦必將十倍百倍於今天！」

這個爆炸性的新聞迅速通過報紙、電台傳遍國統區的每個角落和上海租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反響。

「誠然，在戰爭時期，國家權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如此則不能適應戰爭形勢的要求。但集中並非專制。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形成的集中才是真正需要的集中，實行這種集中的政府才是力量特彆強大的政府，因為它能夠通過民主而把各個方面的抗戰力量的積極性都調動和發揮出來，彙集成偉大的全民族的抗戰的長城。專制在本質上是排斥民主的，是不民主的——如果政府依然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不斷地強化專制和黨治，進行所謂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運動，處心積慮地排斥、限制、削弱其他黨派的力量，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戰中發展，從而造成了人民群眾與戰時體制相對立，造成了不利於抗戰的負面效應！」

第一天的會議結束之後，孫百里和杜周南回到辦事處，與福建參政員們商議以什麼樣的立場來參与後面的大政方針的協商討論。

福建的參政員對他們兩個人的看法表示贊同，隨即分頭聯絡廣東和江西兩個省的參政員，約定在後面的會議當中共進退，這兩個省份實際上已經處於十九路軍的控制下，得到了相當多的實惠，自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

隨後，董必武再次要求國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地位；第三党參政員章伯鈞等人則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憲政改革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並強烈要求把『結束黨治』寫進決議案；鄒韜奮、陶行知、羅隆基等參政員更大聲疾呼：「一黨專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談！」

根據大會決議，蔣介石以議長的身份指定各黨派和無黨派參政員董必武、黃炎培、史良等人組成『憲法修改委員會』，協助政府修改在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簡稱五五憲草），推進政府的民主改革。

為了使大後方的民眾能夠全副身心地投入民主憲政改革的熱潮當中，孫百里以福建、廣東綏靖主任的身份宣布，從廣東調撥五千噸大米到陪都，以緩解糧食緊缺的狀態，並保證以後每個月支援五百噸大米。

緊接著，頑固堅持一黨專政國民党參政員和其他各派代表展開激烈的辯論，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最後，王世傑秘書長提議進行投票表決，結果，與會的218名代表當中的160人支持中共和民主黨派的提案，要求國民黨政府從速實行憲政，完成地方自治，納政黨政治於民主法治常規。

第二天會議剛剛開始，中共參政員陳紹禹就站了起來，說道：「抗戰爆發以後，國內各抗日黨派，秉承『兄弟閱於牆外御其侮』的偉大民族精神，拋棄內爭，共抗外敵，從而使全民族力量能夠統一團結，為堅持抗戰和復興民族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國民政府非但不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反而排斥異己，製造摩擦，不僅使抗日各黨派間關係日益惡化，而且引起舉國同胞對團結抗戰的國策發生動搖，使全民族團結禦敵的保證發生疑問。如果長此下去，勢將動搖國家根本，破壞抗戰。為此，國民政府必須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的合法權利，承認其合法地位；明令取消所謂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嚴令禁止借口所謂『異黨』黨籍或思想問題而對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壓迫的行為，釋放政治犯；在各種抗戰工作中，各抗日黨派成員一律有服務的權力，嚴禁因黨派私見，而摒棄國家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