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一卷 辛亥風雨

第一百八十三章 影響所及(二)

第一卷 辛亥風雨

第一百八十三章 影響所及(二)

程德全等奏雲:「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蔭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於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陳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為我皇上陳之: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布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為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局或亦有操縱為用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跡。志士由此灰心,奸鄰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為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為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東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何嘗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恃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於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一有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啟其玩,好言則近於虛,縱可安反側於一時,終難導人心於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於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饜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事實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即此次釀亂之人,亦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至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說,借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于堂奧,民氣囂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於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步艱難之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顛阝齊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尚不蒙聖明垂察,則罪戾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各國陽號中立,陰主幹涉,如接濟軍火,灌輸外債,助拿租界革黨,佔據海關稅權,且各處陸續進兵,以圖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來,滇遼之警電踵至;而日皇對於議院之憤言,其心尤為叵測,瓜分之禍,逞于目前,此戰事之影響于外交者三也。」
以三千北伐粵軍將領姚雨平、出征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準備在去關外舉義被預備推舉為關外都督的藍天蔚、鎮軍第一師師長柏文慰等為首的主戰派認為:事態不容樂觀,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對策。只有增強革命軍在湖北的兵力,根據情況,不失時機給予一擊才能收拾局面,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張騫對全面發動革命戰爭竭力反對,在滬上準備組織臨時政府的黃興也有難言之隱,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渦中掙扎。
自袁世凱拋來和議的媚眼,他便一直在努力勸說國民議會和民軍將領,儘可能以何談的方法,用大總統之位,取得袁世凱的信任,滿足袁世凱的貪慾,要求袁世凱反正,反清。
他說道:「現在可以動員的民軍,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如果事態繼續發展,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極大,這樣,其結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國在北伐的作戰一樣,陷入無底的深淵之中。為此,我認為目前應該斷然命令湖北部隊一舉撤退至安陸的革命根據地,停止無謂的挑釁,然後由黃君克強派親信抵北京,與袁世凱促膝暢談解決當前存在的根本問題,即使以民國大總統一職交換也不惜。」
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張騫是清末的狀元,全國著名的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可說是當之無愧的立憲會領袖人物。
「傾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黃興看著他們爭論沒有結果,幽幽一聲嘆息說道。「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政府于革命也是有利國民。」
黃興本人並沒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懷著或許民國可以通過律法駕馭袁世凱的幻想才有這樣的念頭。
張騫費勁口水的勸說非但沒有奏效,反而在革命軍中樹敵不少。革命軍界上上下下無視張騫的恐嚇,顯示了他們對革命的忠貞,他們為達革命目的也不惜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這個轉變,使張騫等人搖身一變,成為革命事業立了大功。革命事業,他們是贊成而且傾盡全力的。但他們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風潮壓迫過急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他們骨子裡還是反感革命黨人,最希望的還是袁世凱執政,自然歡迎南北和議。
其實在武昌舉義之後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蘇巡撫程德全等電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釀亂禍首處分,要求袁世凱出山組閣,提前宣布憲法,清廷最後留中不發。
張騫憑自己的學識和經驗,認定中國自身巨大的潛在敵人,警告革命軍中的樂觀派萬萬不可輕視。他洋洋得意的豎起三跟手指,看著啞口無言的民軍激烈戰將。
張騫的言外之意,就是李瘋子惹惱了袁世凱,袁世凱一旦惱怒反擊,則革命軍有可能陷入戰陣泥潭無法自拔。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漢鐵路事變第一份戰報后,張騫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後果,他從掌握作戰全局的立場出發,對各方面表示了見解,竭力打消激進革命黨人冒險的衝動。
張謇、湯壽潛、程德全原來都是立憲派或比較「開明」的滿清舊官僚,現在又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世凱掌握最高權力,這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
革命軍中的年輕軍官激進的不要命,幾乎都沒把北洋軍隊放在眼裡,又有李想在《人民日報》發布的振奮人心的勝利,因而「主戰派」自始至終未曾屈服。但是談到洋人,沒有誰不變色的。無他,半個世紀以來被洋人打怕了。
「放屁!」姚雨平看到張騫露出狐狸尾巴,大罵道,「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
吳縣楊廷棟捲軸題跋雲:「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漢口、漢陽同時歸附。雲陽程公德全方撫蘇,睹時局至此,思為清廷盡最後之忠告,囑廷棟偕華亭雷君奮,邀通州張公謇蒞蘇熟議。張公適乘滬寧車由寧赴滬,乃與雷君迎至錫站,謁張公于車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蘇撫署聚談。晚復同寓蘇站西偏數十步之惟盈旅館。乃篝燈屬電奏稿,初,張公自起草。繼,張公口授,而雷君與廷棟更番筆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張公即去滬。程公得稿,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徵求同意聯銜入告。廷棟復私電金君還,轉請趙公爾巽領銜,時八月二十二日也。越兩日,熟河都統溥廷頁、山東巡撫孫寶琦複電贊成列名,鐵路大臣端方、兩廣總督張鳴歧複電雲:『時機尚未至』,四川總督岑春煊表示贊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餘皆置不答。時贛已宣告獨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緩即入告無益,因於二十五日,以溥公為領銜,並孫公三人,具名電京,而溥公又來電雲:『趙公爾巽不以此舉為然,特請取消前允具名之事』,並徑電內閣聲明,時趙公方總督東三省也。張公鳴歧又來電雲:『此奏不可不發,願附名』,其實電已前發,取消贊成,均無及矣」云云。
滬軍都督府會場出現了十分鮮明的兩派,爭論之間,激烈的幾乎動全武行。
他是這個時代少有大公無私的偉大革命家,但他也難免偉大革命家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偉大無私的更是過分了。他非常善於接受他人的見解,不論來訪者與其關係如何,只要意見正確無不表示贊成。作為一個風雲激蕩大變革時代的政治家,這是明顯的缺陷(筆者按:縱觀中西歷史,能扭轉一個民族命運的人物多是獨裁者),但是卻給予一般人以好感。張騫,程德全,湯壽潛可能就是看中他這一點,才會要求他組建臨時政府。
張騫眉一橫,眼神如電的注視著黃興:「戰端一開,金融驟滯,外債期限,迫於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戰爭,人民多一番塗炭,即經濟界多一層損失,農工商販,常陷於不確實之地位,精華既耗,元氣大虧,此戰事之影響于經濟者一也。」
張騫的確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問題上更是顯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黨人的弱點,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幾乎每一句話都敲在黃興的心頭。
「各省分崩離析,已呈無政府之狀態。試以現象觀之,或一省各舉都督,政出多門;或內部互爭主權,自相殘殺;或朝推而夕貶,如孫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復讎,如焦都督之被殺。擾擾攘攘,秩序已紊;雖欲恢復,無從著手,徒授北軍以口實,此戰事之影響于內政者四也。」張騫洋洋洒洒的舉列四條,條條聳人聽聞,他尤不甘心的恐嚇道,「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國,況俱備乎。無怪君主黨人之讕言,以共和為不足恃,同胞無此程度,而聳人聽聞也。總之君主民主之問題,不能解決,則屠戮慘殺之禍日深,官軍兩軍之仇,益固結而不可解。在政府欲以一旅之眾,撲滅南方勇敢之師,固屬萬難奏效。在民軍值此天寒地凍之際,遽欲興兵北伐,亦恐未易成功。然則南北相持,伊于胡底?」
民生經濟在戰亂的影響,就這樣被他一一道來,軍中將領幾乎都聽傻了。
在八月二十七日,滿清內閣閣丞華世奎告余:「江蘇程雪帥(德全)電奏,時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向來疆吏不敢據以上聞者,可謂有膽。其電奏大要:『請罷免現任親貴內閣,另簡賢能,並懲辦釀亂首禍之人,提前宣布憲法』。」
但是隨著南方革命風潮越來越洶湧,感到大時代變化的張騫等人於十月初五日,拍電載灃共贊共和,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多年來,戰亂頻繁的中國國力衰微,以黃興憂國憂民的性子被張騫逼問的啞口無言。
這「另簡賢能」的「賢能」是誰,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凱!
張騫緊追不放:「各省盜賊蜂起,假革命之名義,擾亂治安,農事失時,哀鴻遍野,閭閻塗炭,民不聊生,民軍本欲弭亂,而適所以召亂,此戰事之影響于生計者二也。」
中國面臨的強敵,是千年未有。滿清少數民族政府對東西列強又一直採取妥協退讓、賣國求榮之策,因而爆發了這一場救國救民的民族主義大革命。
日益激烈的軍部豈能聽他支配?主張行使武力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少壯軍官們仍在蠢蠢欲動著,張口罵街的都有。
於十月日,由美國使館轉上海張騫等電:「攝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詔甫頒,殺人之禍愈烈,以致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持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儻能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以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廷芳等不忍坐觀,敢為最後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可言。張謇、伍廷芳、唐文治、溫宗堯叩。」
張騫氣得臉紅耳赤,看到林述慶缽大的拳頭揚到了他的鼻子尖,想和他翻臉,又打不過這些大頭兵,只能吹鬍子瞪眼睛。
林述慶衝著張騫咆哮道:「孝昌一役,李帥英勇殺敵,戰況劇烈空前,我方斬獲極眾,獲得極大勝利,消息傳來,全國振奮。李大帥更于孝昌戰鬥中,親率突擊隊特務營,英勇出入敵陣地,冒烈火毒焰,擊潰頑敵,不幸負傷多處……革命人正為流血奮戰,你卻在這裏出言和議!你居心叵測!」
但是,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江蘇議會議長清末狀元實業家張騫、江蘇省議會副議長江南名下士蔣炳章、還有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等人組成的求和派則認為:當前只有一心完成「臨時政府」建設,及對袁世凱和議,方能謀求共和。而此時向北洋伸手,造成支離破碎、兩敗俱傷之勢實在不妥。基於此,他們的意思是以不擴大為方針,以和議為根本。
他是不希望戰爭擴大,通過和平手段得到共和,不但如此,就連革命軍方也有許多人抱有與黃興同樣殷切期望的。
最後張騫總結似的攤牌道:「愚意北軍既據漢陽重鎮,南軍已奪北固雄關,勢均力敵,就此結局,最為善策。聞英人有意解紛,勸令雙方停戰議和,自是正當辦法。」
此次程德全等電奏,留中不發,原奏當時未見,后吳縣楊廷棟於民國四年將底稿裝成捲軸,知是南通州張謇手筆。可見當時,張騫的影響力,還有全國立憲會人物一開始就期盼袁世凱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