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五章 立威，造勢

呃，那是以後的事兒了，暫且按下不表吧。

事實上，從辛酉政變始，至戊申崩逝止，不論是垂簾聽政，還是撤簾歸政，四十七年間，慈禧的權力根基，始終是不穩定的。由於她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慈禧始終形不成自己的基本盤；同時，垂簾違反祖制，她的執政亦沒有任何牢靠的憲法保障。

政治講究立威，講究造勢，打倒惇王這種身份的人，就是最好的立威，最好的造勢：今後，還有想站出來叫板的，一定要先自個兒掂量一下——我比惇王如何？

有能力發動政變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說恭王還有沒有勇氣再做這種事情，也不說文祥、曹毓瑛這班「恭系」大將，還願不願意跟著他鋌而走險，單在技術上，政變就沒有可行性：慈禧和關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當然是隨身帶著的，詔書上若沒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賞」，就是偽詔，就沒有合法性。

晚清清流囂張，成為制約改革進步的一大絆腳石，慈禧要負相當的責任。事實上，這塊絆腳石，也絆倒了她自己。

打倒惇王，意義並不在於「搬開改革路上的絆腳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並不重，他的政治立場雖然偏保守，可別說在政壇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內部，也談不上是「保守勢力的總代表」。

後世批判慈禧的人，有一點大約是想不到的：慈禧當政的時候，「輿論形象」是相當好的。慈禧非常尊重言路，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對，她是很少會堅持己見的。這方面，慈禧算得上「虛己納諫」。

天津之行，關卓凡最後一個重大收穫，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聯盟」——這支最強大、最重要的反對力量，並成功地把對方引進了一個事先挖好的大坑裡。

至於實力對比，就更不用說了。恭王不直接掌握軍隊，帝國最強大的軍隊，牢牢掌握在關卓凡手裡。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吳建瀛部虎視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軍的話，亦不過兩三日的行程。

一，前期出色的政績，為她帶來了足夠的威望，並使她的後續執政，產生了相當的合法性；

歷史上的慈禧，前期傾向改革派，後期倒向保守派，但關卓凡認為，慈禧本人的政治取向並不明確，不能算真正的保守派。她之所以倒向保守派，根本原因，還是德宗和康有為等一班逗比改革派發了神經，慈禧欲持中立而不可得，為求自保，她不能不轉過頭來，依靠保守派，以打擊改革派為代價，穩固自己的權力根基。

惇王的價值，在於他的身份：先帝的親兄弟，皇帝的親叔叔，國家親王，宗室爵位之最尊者。

慈禧能夠長時間掌握晚清中國最高權力，主要原因有二：

關卓凡籌劃天津之行的時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間，北京可能生出些什麼幺蛾子。這非常符合政治鬥爭乃至政變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時候，後院起火，對頭在京城發動變亂，奪取政權，然後發詔，宣布外邊的那位是「叛逆」。

可是，這其實並不是什麼好事。

二，在各派別之間維持動態的平衡，不使任何一派坐大。自己高高在上，扮演最終仲裁者的角色。

慈禧對言路假以顏色，言路又是保守派當道，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改革政策執行的堅定性和連續性，同時，也讓德宗和康有為等人產生錯覺，認為慈禧是保守派的護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開。兩相湊合，終致戊戌政變之悲劇，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總後台」的帽子。

自信心之來源，是軒軍展現出了超出她想象之外的精神面貌和戰鬥力，是她認為已經可以百分百確認這支軍隊以及這支軍隊的領袖對自己的忠誠了。

只是這個小姑娘猶如朝花著露，水靈鮮嫩，光彩迎人，關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將她給了自己的，便心癢難搔。可是，這朵花，註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夠鍛煉意志力的呀。

這個政治手腕，關卓凡歸納了一下，大約有三條：

現在，慈禧認為有了自己的基本盤了，且是最強大、最堅固的一塊基本盤——軒軍！由此，她對保守反對力量的顧慮，會大大減低，接下來，關卓凡力推新政，她給與的支持，會遠比原時空的堅定、持久，此中意義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為沒有基本盤，缺乏死忠粉，較之基本盤強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營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爭取更多的支持；其二，就像上面說的，慈禧要利用言路來打壓異己。

關卓凡嚴陣以待，迄今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比如中法戰爭中，馬尾喪師、毀掉整支南洋艦隊的張佩綸，就是其中典型。

慈禧對關卓凡和軒軍的信任的加強，還為關卓凡解決了一個重大的麻煩，同時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機遇——她樂意關卓凡同時迎娶榮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舉不但解開了關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間一個原本看似無法打開的死結，進一步夯實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時，同時——

這位洋務運動的首倡者、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軔者，很可能就此退出歷史的中心舞台了。

當然，政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腦子真的燒壞了。

除了觀念上的轉變，天津之行，慈禧還有一個重大的收穫——是慈禧本人的收穫，更是關卓凡的收穫——面對反對派和保守派，她樹立起了足夠的自信心。

立馬就得泄氣了吧。

問題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麼貨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執掌輿論話語權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還言大而夸，不切實際。

總之，歷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務和新政，不夠堅決徹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盤，面對保守派的反對，沒有堅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來回搖擺，虛與委蛇。

至於恭王，關卓凡相信，經此一役，奕訢會就此提前進入他的「後期模式」——寄情山水、謹言慎行、與人無爭、與世無爭。

……

呃，那也是以後的事兒了，也暫且按下不表吧。

果不其然。

一，弱化軍機處作為行政中樞的權力，這樣，此消彼長，「上頭」說話的分量自然就重了。

二，慈禧擁有異常高超的政治手腕。

這也是關卓凡為什麼對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紅棗，恩威並施，不遺餘力之緣故——必須徹底降服這班「讀書人」，縱然不能使之成為近代化建設的助力，也決不允許其拖「改革開放」的後腿！

就是說，想師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義名分」。

這班人，骨子裡是非常熱衷的，並非不可以因為利益而改換自己的政治立場。但真叫他們做事，原先嘴頭上的萬丈豪氣很快消失不見，瞻前顧後，首鼠兩端，色厲內荏、懦弱無能之本來面目，暴露無遺，最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三，利用言路打壓異己。

收服玉兒，也是天津之行的一個重要收穫。玉兒的作用，不僅僅是關卓凡在聖母皇太後身邊放上了「自己人」，多一個人替他說好話，多一個人為他通風報信，還在於，還在於——

政變不可能，但對頭以為可以「趁虛而入」，搞點什麼別的古怪出來，還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