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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土豪劣紳產生原因
姓名籍貫生年家庭及父輩職業教育程度主要職業權勢資源備考
東方一直在尋找農村比較客觀，比較權威的專著，這一篇論文是東方尋找到的最為可觀、最為公正，也最為權威的一篇專著，作者為王奇生。
作為社會惡勢力之一，土豪劣紳自然歷代皆有。但土豪劣紳凸顯成為一個勢力龐大的社會群體，卻是民國時代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畸形產物。
自西潮東漸以後，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城市帶有西化色彩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趨衰敗破落的農村具有吸引力。加之城市集中著財、權力、名位等社會稀缺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農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盡量留在都市而不願返回鄉村。大學畢業集中於大都市，中學畢業也想方設法留在省城和縣城。城市成為新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所和工作活動中心。1930年，上海《民國日報》有一篇題為「鄉村頹敗了」的文章這樣寫道：
鍾詠柳留日出身收租二百石曾任武穴警察局長、本縣實業局長反動首領
第三，廢除科舉后，廣大讀書分子，由於出路全無，大多數不是淪為地主的走狗，就是淪為社會最底層，這就是我們過去常常所說的孔乙己。而一些所謂的新知識分子（如小學畢業的，竟然與一些秀才平起平坐）。要知道，在過去，縣以下行政機構，主要依靠鄉紳維持，相當於鄉民自治，主要依靠鄉紳維持。若是在民國年間，統治者認識到舊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加以利用。若是利用得法，中國農村統治秩序不徹底破壞，如此怎麼可能出現農村包圍城市呢？
陳吐鳳前清秀才收租二百多石劣紳，「尋烏五虎將」之一
何學才收租幾十石，承包牛崗稅曾任縣衙刑房書吏、堪輿劣紳
徐海如建始1907大地主，伯父是秀才教會學校辦教育兼營商業小學校長、縣民眾教館館長、縣議員、縣黨部書記長方買田置地，承包稅收，把持鄉政，走私販毒，同時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樊德齋，木場學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讀書識字甚少。辛亥革命時，通過江湖會當上了地方保衛團團總、區長，依靠經濟和政治勢力而成為東津鎮的大紳士。
侯唯一宣恩1891家境貧寒私塾跑江湖、玩漢流漢流大爺、縣常備中隊長地方小「團閥」，其權勢年限為1923－1940年。
「我們如往鄉村中去實地考察一下，當可知道現在一般未曾受教育的對於知識階級所抱的是一種何種態度。過去鄉村中，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一鄉中的號令者，一鄉中的指揮者；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果真是道德高尚，則他的話即可成為號令。……這種現象，從壞的方面來觀察，是人民知識的低落，是紳權的膨脹；但如從好的方面來觀察，亦可以說是知識界與非知識界的溝通。過去中國的各種設施，能夠使大部分人民奉行，不得不歸功於這層原因。但是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是怎樣？雖則現在一般知識界的學問、理解力較之過去均屬優良，但鄉村中人士對於他們卻全抱著不信任的態度，懷疑的心情，不但不願聽他們的話，簡直亦不敢聽他們的話。中國種種新政的實施，不能發生效果，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癥結。因為新政發施者是知識界，而要求效果，則須全國人民一致。一般人既懷疑知識蜀，不信任知識，則對於知識界所發動的新，自然不願奉行，不敢奉行。二十二年浙江省餘杭、臨安二縣農民不服從政府的強迫養育改良蠶種而發生的暴動，實在是很好的例證。」
第二，在清朝末年，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中國識字率竟然超過20％，對這個數字，東方過去不敢相信，但是又不得不信。因為在小的時候，以為自己爺爺，以為周圍幾個老頭沒有讀什麼書（因為我來自農村），但是讓人驚訝的，在與那些老者接觸的時候，大多數竟然能背兩句三字經，有的還能寫兩個毛筆字，雖然在那以後基本上忘記了。現在，現在從老毛等人調查報告中，東方相信我們過去對舊中國誤解了。可以這樣說，在廢除科舉的時候，中國城鄉存在非常完善的教育體系，雖然主要教育一些儒家學校，道德文章，主要教一些算盤什麼的，但是，在過去，中國識字率還是蠻高的。若是在民國時期，一些人將這個資源利用一下，其效果將頗為驚人。
有研究者稱，當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時，不僅革命派的報刊幾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應也十分平靜，既乏憤激者，也少歡呼者。當時的社會輿論大致接近於無聲無息，彷彿廢除的並非是一個延續了千余年且一直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一個制度。一般的解釋，認為廢科舉從倡議、改良到廢除，已喧鬧多年，人們已有了相當的心理準備。這種說法實際只看到了當時社會心態的一個層面。事實上，所謂廢科舉時的社會輿論，只可看作是當時少數上層士紳的心態反應。而恰恰是這批上層士紳並未深切感受到廢科舉所引起的社會震蕩。因為他們或可繼續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讓自己的子弟佔據新學堂以及出國留學的機會，很快轉變為近代工商業者、新知識分子或新式軍人。
但自學校取代科舉以後，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所和活動空間發生了改變。過去私塾分散在城鄉村鎮，如今新學校主要集中於都市，大學固多設在通都大邑，中學亦大多設在省會一級城市。據1935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對22省961縣的農村教育機構調查的結果，中學僅占鄉村教育機構的0.7％。
何挺拔中學畢業收租三百多石國民黨縣黨部幹事新尋派分子
表1－4民國時期鄂西十二位權勢人物動態表
「年年大批的畢業學生自鄉村跑進都會，不見一個返到鄉間，……鄉村小學教師寧願來都市為書局報館抄寫，……都會的漩渦捲去了鄉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鄉村衰敗了，沒有一些生氣，和黃褐的土塊成了調和的色彩，死靜、凄泠、枯暗、荒塞、簡陋佔據了整個鄉村。」
清末廢科舉與興學校是同步進行的。按理，當科舉制度下的最後一代士紳衰亡沒落之際，應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識分子群體成長崛起之時。但是，新知識分子與傳統士紳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在傳統社會中，士作為四民之首與其他三民保持著有機的聯繫。尤其在基層社會，「地方士紳一言一動，
事實上，下層民眾與新知識分子之間的疏離是雙向互動的。在中國傳統社會，士紳大多以農村社會為中心，其伸展手腳的空間主要是國家官僚機構鞭長莫及的「地方」或「鄉里」，耕讀在鄉村，關心的事務也主要是農村。少數遷居市鎮的士紳仍然與農村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享樂之所，而不是其安身立命之地。即使學而則仕，亦多在不惑或知命之年結束宦遊，回到家鄉收拾田園。
黃甲奎中學畢業收租三百多石教員、國民黨員新尋派分子
彭子徑前清秀才收租三百石清末做過縣衙巡檢，民初曾任縣財政局事務員「尋烏五虎將」之一
知識分子城市化潮流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已初具規模。當時城市化的知識分子還主要是舊日士紳中的一部分。當新知識分子群體成長起來后，城市化才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從此，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分佈重心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轉變。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鄉村社會成為一個被精英遺棄，管理日趨失序的地區。據1934年湖北省襄陽縣縣長稱：「近數年來，士大夫階級類多全家去鄉，僑居他埠，而無產失業之徒，或從戎，或附匪。其土著大多數為自耕農，識字甚少，程度極低。故甲長中什九不識字，保長雖較優，而識字人數亦不逮半數。保甲制度難於推行，實亦原因之一。」襄陽縣的情形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縮影。
丘偉伍日本帝大畢業收租四百石曾任縣教育局長、工程師、國民黨員新尋派領袖
何子貞中學畢業大專肄業曾任小學教師、縣公安局長、警察隊長、國民黨黨員劣紳
在辛亥革命以後，在王朝政治體制和行政機構分崩解體的歷史大背景下，位於舊秩序深層的基層社會權力結構有沒有發生變化？若有，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民國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村農民對新知識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對新教育的不信任。清政府在改革科舉之時，即開始興辦學堂以取代舊的私塾書院。但是，一種新的教育體制並非在一夜之間靠一兩紙詔書即可一蹴而就。實際上，在清末民初，許多新學堂的教育質量實際還不如舊的私塾。在鄉村基層社會，新學堂更是有名無實。有人回憶民國前期江西景德鎮的教育時寫道：「那時的教育有一種不尋常的現象，新開辦的學校生源不足，而教《四書》、《五經》、《幼學瓊林》、《昔時賢文》、《三字經》等的私塾卻有不少。」
謝肇凡中學畢業收租二百石做過縣保衛團總、縣府秘書新尋派分子
第四，在民國時期，以所謂新式人才，以及從過去讀書人兌化出來的土豪劣紳，不但是共產黨痛恨的對象，而且還是國民黨，人民痛恨的對象。要知道，很多舊日的貢生、秀才，在文學方面，遠遠超過現在的國文老師，他們，他們欠缺的僅僅是自然科學，知識數學而已。要知道，東方在八十年中期開始讀書，自己啟蒙老師不過是讀了三年小學後來當了幾年兵的大老粗，在這個大老粗教育幾年後，慢慢的，也沒有廢掉。若是在民國的時候，就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對這些所謂的秀才、貢生加以利用，至少比東方那個啟蒙老師強點吧。
鄺太瀾前清秀才「尋烏五虎將」之一
潘明典前清拔貢收租一百多石做過縣知事、縣教育局長等「尋烏五虎將」之一，很規矩
以下的基層權力結構，始終是中外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十分關注的研究對象。費孝通先生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即巳注意到「從縣衙門到每家大門之間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時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中國傳統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打交涉的關鍵。如果不弄明白這個關鍵，中國傳統政治是無法理解的」。在中國二千年來的地方政府層級變遷過程中，縣級政區是最穩定的一級基層政區。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員到縣級為止。但是，我們不能據此而認為縣衙以下處於一種「權力真空」狀態。事實上，在縣衙以下的基層社會，實際存在著三個非正式的權力系統在運作：其一，是附屬於縣衙的職業化吏役群體。如清代州縣吏役人數，大縣逾千，小縣亦多至數百名。其二，是里甲、保甲等鄉級准政權組織中的鄉約地保群體。這一群體每縣亦有數十至數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員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組成的鄉紳群體。據張仲禮研究，19世紀前半期中國士紳總數巳達到100餘萬，平均每縣有六七百名。
劉土垣中學畢業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縣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動，在縣裡沒有權
同樣的情形也在湖北鄉村社會存在。三十年代初期，湖北省民政廳在調查中發現，「現在各縣風俗，……其最堪憂慮者，厥惟士紳之不安於其鄉，在鄉者之不願出而問事。往所謂任率簡諒，倜儻之概，為之一變。」筆者根據當時湖北各縣士紳情形粗略統計（見下表），士紳離開鄉村，遷居都市或外省者約佔30％。在鄉士紳中大多老成凋謝，因循敷衍，有的維持資產，享樂田園，有的囿於舊道德，缺乏現代知識，不足以協力地方政務，有的因時局紛亂，世風澆漓，潔身自愛，不肯出而任事，還有的受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打擊而退于無能。另有一部分不肖士紳作惡鄉里，武斷鄉曲，或分立門戶，派別傾軋。真正能達民隱，尚孚眾望，並能協力地方的公正士紳寥寥無幾。
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江蘇常熟農村調查時，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學生，以至於在調查日記中慨然寫道：「我們跑過的鄉村並不少，碰到中學生卻是第一次。」自南宋中國文化重心開始南移以來，蘇浙一直是人文薈萃的文化淵藪，未料這個時期的蘇南農村，卻連一個中學生亦如鳳毛麟角，同時期的中國其它地區的農村，該會是一番什麼樣的文化衰敗景象呢！
（二）30年初江西尋烏縣20位權勢
上表所列江西尋烏20位權勢人物，大致可分為新舊兩代：由前清拔貢、附生、秀才組成的舊士紳和新式學堂畢業生組成的新士紳。據毛澤東調查，當時該縣尚有秀才四百人，舉人一人，但這些人大多已無所事事，在鄉村中當「老太」。顯然他們已退出鄉村政治舞台。過去秀才出身的「尋烏五虎將」已經倒台，已由中學畢業的一批「新尋派」取而代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舊兩代遞嬗之際。當時，尋烏縣共有大學生30人，中學生500人，小學生1300人。大學生多數僑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尋烏當地稱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學畢業生。
那麼，縣以下的三個非正式權力系統是如何相互交接和運作的呢？費孝通曾在《鄉土重建》一書中，作過如下一番描述：首先，縣衙門的命令通過衙門胥吏向下傳達。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發到各家各戶去的，多是把命令傳給鄉約地保。衙門吏胥雖直接代表統治者和人民接觸，但其社會地位特別低，受人奚落和輕視。鄉紳是不出面和衙門吏胥直接在政務上往來的。同樣，鄉約地保也是一個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輪流擔任。當鄉約地保從衙門吏胥那裡接到公事後，就得去請示鄉紳。鄉紳如果認為不能接受的話就退回去。因為違抗了命令，這時鄉約地保就會被胥吏送入衙門。於是，鄉紳乃以私人關係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過關係到地方官的上司那裡去交涉。交涉成了，縣衙命令自動修改。鄉約地保也就回鄉。
姓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職業及經歷備考
范煦如建始1905經營土布生意，世有土地私塾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縣自衛大隊長、區長、縣銀行董事長、縣三青團分團幹事長等王，把持了整個縣的軍、政、財、文大權，歷任縣長受其節制。
東方認為該專著比較權威，不僅僅大量引用老毛《湖南農村調查的資料》，引用前民盟主席費孝通，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民主人士的調查報告，而且，而且有關資料與東方看到的資料基本吻合，一見此文，東方感到，這篇專著尋找了好多年了。
易頌周前清秀才收租二百石劣紳
在20世紀以前，科舉制度不僅是中國國家各級官僚的選拔體制，也是基層地方社會精英賴以產生的主要途徑。國家通過科舉制度，利用儒家規範性意識形態，將官僚集團與紳士集團統攝於共同的國家統治目標之下。科舉停廢后，新的職業官僚養成體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規社會來源枯竭，作官不復要求統一資格，仕途從此雜濫。與此同時，基層社會精英的社會構成也發生了蛻變。科舉之時，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紳士地位，為躋身於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條主要途徑。科舉一去，「紳」的正規來源斷絕。民國時期雖然還有「紳」的稱謂，但與傳統士紳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獲取社會地位。分析民國時期「紳」的社會構成，除了少數前清遺留下來的一批舉貢老爺外，多為民國時期的「新貴」。那麼，民國時期躋身於地方「紳士」行列的「新貴」，其來源如何？下面列舉的幾個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傅衛鳳恩施農民家庭小學畢業團丁出身團防隊隊長、團總、三縣邊防聯防總指揮、轄區百里、為恩施「團閥」之一擁槍割據，在其勢力範圍內獨斷專行，但也為地方辦過一些有益的事，如興辦學校、創辦郵政等，權勢年限為1925－1942年。
三、知識分子城市化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縣保衛團總劣紳
通過該專著，有幾個信息讓人感到震驚，第一個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竟然存在大量的知識分子，在本專著中，老毛調查發現在尋烏縣竟然有三百多個秀才，請記住，是三百多個秀才。要知道，筆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在四川一個相對富裕縣讀高中的時候，全縣只有3所高中，在校高中生也不過1500餘人，這還是改革開放二十余年的成果，若是再上推20年，退到78年，那時候全縣在校高中生是否有3百人，還是一個天大的疑問。
儘管缺乏這個時期中國鄉村教育的全面統計材料，但一麟半爪的個案亦能給人以一葉知秋的感覺。3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江西尋烏縣調查時發現，一些地主子弟在尋烏城東小學混張畢業文憑后，就大擺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煞是神氣！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資格的秀才舉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學谷和胙肉。在一些內地農村，「粗識文字的小學畢業生便可以打起知識分子的幌子，儼然以紳士自居，出入公門，魚肉鄉里，任意欺騙老百姓。」在四川一些地方，每當某家有子弟小學畢業時，親朋鄰居要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如科舉時代中舉一樣送去報條，以示祝賀。
潘明徵收租一萬石，財產總值三十萬元兒子做過縣財政課長、縣保衛團總、縣長、縣黨部委員全縣豪紳領袖
楊芝香咸豐1884家境清貧私塾設蒙館教書，后辦團練，御匪保民出任咸東聯防主任、縣長等職基本上屬於地方自治型的「團閥」
羅裕民建始1896開中藥鋪，小有土地略識文字經商，辦硫磺廠漢流大爺，縣自衛大隊長、縣參議員、縣黨部執委各級民意機關。
真正悲慘的是那些散居在廣大農村的下層鄉紳。但他們當時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難於表露自己的心聲，以至於今天很難揣測他們當時的心緒和處境。難得的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末民初的一位鄉紳自述，我們可以從中略見一斑。這部自述是山西太原縣清代舉人劉大鵬（1857－1943）所著的《退想齋日記》。1896年春，當「裁科考之謠」傳到劉大鵬所在的太原縣時，立即引起士子們「人心搖動，率皆惶惶」。1905年10月，當劉氏獲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這不僅意味著仕途的中絕，更多的下層鄉紳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機，「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對於家有恆產者，尚不慮及吃穿，「若藉舌耕度歲者，處此變法之時，其將保以謀生科？」果然，不到一兩月間，已是「失館者紛如」。這些失館者因「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嘆無米為炊者」。科舉制不僅僅是一種官僚選拔機制，也是一種政教相連，耕讀仕進並舉的社會建制。科舉一廢，讀書者既無出路，教書者自亦失業。劉氏自述中寫道：「人之一生，皆有悟業
譚孔耀巴東1886土財主不習文墨地主區保衛團團總、區聯防團大隊長、巴東「團閥」之一獨霸一方，魚肉百姓，於1936年被國民黨軍委會武漢行轅處決，其權勢年限為1920－1930年。
四、民國時期紳權的社會構成
這就是東方對本專著的一些看法，本來我們可以改良的，誰知道，到最後我們竟然革命了。
以上事例說明，這個時期的中國鄉村出現了人才空虛和教育衰敗的景象。農村文化生態結構已經失衡與蛻化。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宗族一般擁有相當數量的學田、義田以及族學、義學等，相當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貧富均可以受宗族的資助，獲得一定的文化知識。但在科舉制度廢除后，隨著傳統文人士紳的衰亡，宗族制度與學田、義田、族學、義學的衰落，鄉村人口的識字率甚至不如19世紀以前。在19世紀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識字率大約為20％，而民國時期很多地區的人口識字率都低於這一比例。如抗戰前後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識字率只有16％。若僅就農村人口的識字率而言，其比例則更低。據抗戰時期的一般觀察，士兵的識字率在10％以下。以此衡測當時中國農民的識字經，當亦不差。
傳統士紳的沒落
此外，農民對新教育的懷疑和不信任，也是私塾得以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即有人指出，新式學校所授功課「距離農村生活過遠，未能切合實用，結果學生能畫汽車飛機，而不能寫借據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計田忙漕。」30年代，社會學者在湖南衡山農村調查時，發現當地農民對鄉村小學主張要「少唱遊，多讀書」，並且要求教古書。筆者曾調查過幾位受過私塾教育的老人，何以舍新堂而不讀？他們的回答大多是當時農民對新式學校的新教學法和新教科書等不信任。有的說：「新式學校很多時間浪費在文娛體育等方面，送子弟到學校去認不了幾個字！」還有的說：「新學堂不念《三字經》，而念什麼『大狗叫，小狗跳』，那算什麼學問！」這固然表現出當時中國農民思想觀念的務實和保守，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並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認可和普遍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提倡以白話文來普及大眾教育，開啟民智，沒料正是白話文教材竟然成為百姓大眾不願接受新式教育的一大緣由。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無疑上下層民眾與新知識分子疏離的一個絕好表徵。
從經濟狀況觀之，這些人多為大中地主，但並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為權勢人物。大中地主中相當一部分不問外事，被當地人稱作不中用的「山老鼠」。從表列20人的職業及經歷觀之，多數曾出任過縣一級公職，純粹靠收租為生的地主很難進入士紳行列。這一點仍和科舉時代相同，即以參与地方公事為前提，用尋烏人當時的說法，就是這些人「能到衙門話事」。20人中，只有一人被認為「很規矩」，兩人一與外事，而被明確指稱為「劣紳」、「土霸」和「反動首領」的卻有八人之多。
賴鵬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與外事
羅佩慈收租二百石做過縣長豪紳
表1－3江西尋烏縣20位權勢人物動態表（930年）
顯而易見，科舉制度廢除后，傳統士紳群體中雖遊離出一批作惡鄉里，武斷鄉曲的劣紳，但到三十年代初，擁有科舉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紳已瀕臨整體性沒落的境地。
冉作霖利川1890父為清末拔貢，公正士紳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團總、民團大隊長、自衛大隊長、是利川有名的「團閥」在利川稱霸一方，其權勢年限為1917－1941年。
向卓安來鳳1890祖輩務農目不識丁作土匪起家擁槍自雄，是來鳳有名的「團閥」1933年一度被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通緝拿辦，后以剿共有功，接受收編，被委為來鳳縣壯丁總隊附，1940年被湖北省政府處決，其權勢年限為1920－1940年。
（三）民國時期鄂西七縣十二位地方權勢人物
（一）民國初年湖北襄陽縣東津鎮的三位「新鄉紳」
資料來源：根據《鄂西文史資料》1987年第5期所載資料整理而成
「一談到『紳』，便聯想到『土豪劣紳』」。章開沅先生這句話于不經意間道出了民國以來「紳」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中最早發生近代裂變的，正是官民之間的中介群體「紳」。
上表所列民國時期鄂西7縣12位地方權勢人物，其出生年代為1884－1907年間，而其權勢年代均在民國時期。12人中，父輩有功名者4人，無功名者8人，而本人均無協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學、小學及教會學校畢業者各1人，私塾4人，略識文字者2人，不應1人。很顯然，這12人所賴以掌握地主社會支配權力的資源基礎均非超人的教育和學識。
張文和建始1900世代經營糖食業，姑父為老紳士中學畢業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縣財務委員會主任、縣中心小學校長、縣臨時參議會議長等三四十年代，張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羅裕民四人號稱建始縣「四大天」。
民國時期，紳何以會發生群體性的裂變和劣化？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略為回顧20世紀初作為士紳群體所賴以存續的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皇權崩潰以後地方紳權的變遷。
科舉取士，每次幸運者總歸是少數。失敗者難免會有一種挫折感。但科舉制度卻有著一種「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這種功能不自於它沒有年齡限制，這就為每一個失敗者始終保留著下一次成功的機會與企盼。這種機會與企盼的存在，使個別的科場失意者很難凝聚成群體性的社會不滿，而且不會形成對現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參与壓力。這一點，新式常常學堂體制迥然不同。「科舉初停，學堂未
陳鑄九巴東1894家境寒微略識文字，學過道士，當過苦力保董、區聯防團首領、保衛團中隊長、區長、縣參議會副議長，為巴東「團閥」中首屈一霸用錢賄買保董職務起家，其後參与剿共而步步高升，權勢年限為1923－1948年。
王獻谷恩施1893父、叔父均為前清廩生，縣商會會長私塾經商、返運鴉片漢流首領、縣商團副團長、商會主席等父輩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權紳，本人販賣鴉片致富，先攀附軍閥，后加入國民黨。權勢年限為20－40年代。
鍾星奎中學畢業收租二百石國民黨縣黨部幹事新尋派分子
但是，與清末以前的傳統文人紳士相比，民國時期的「新紳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們所賴以支配基層社會的資源基礎是強制性的武力和財力，而不是傳統士紳所具有的對鄉土社會的內在道義性權威、外在法理性權威和個人魅力權威。上述鄂西12位權勢人物中，有的雖也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抵禦過外來匪患，或抵制過軍閥官僚的苛索，或為地方做過一些修橋補路、興校辦學之類的公益事業，但與其劣跡惡行相比，前者多為後者所淹沒。少數公正士紳反被這些有劣跡的「土豪劣紳」從地方自治領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紳」遂成為民國時期基層社會的主要支配者。
汪子淵收租二百石做過縣保衛團總劣紳
知識分子群集都市，使都市各部門人浮於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1936年5月，蔣介石在一次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上談到，郵政局招收郵務生，普通機關招考錄事，每月薪金不過一二十無，往往只有兩三名缺額，而有幾百人應試，其中不少是大學畢業生；而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人才卻非常奇缺，「一省之中，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廳廳長常覺到縣長人選困難，能夠一肩擔起籌備一縣地方自治的人才，極難物色。一縣之中，縣長又感覺到區長人選困難。……至一區之中，鄉鎮長人選亦復困難。……至閭鄰長則更人選困難。」梁漱溟於20年代末著手鄉村改造運動時，「所最感困難的問題：一就是村中無人，一就是村中無錢」。他於1929年從廣州北上，遊歷考察了江蘇崑山徐公橋、河北定縣翟城村以及山西太原等地的鄉村必進運動。他發現村長問題是各處所共同困擾的一個難題。他在考察記中寫道：「象今天這世界，還有什麼人在村裡呢？有錢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鄉間了，因為鄉村內養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沒在沙漠一般的鄉村，早出來了。最後可以說，好人亦不住鄉村裡了。」這裏，梁漱溟所謂的「好人」到底指哪些人，不詳所指。而有錢人和有能力的人相繼離開鄉村后，鄉村人口主要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是貧弱無助的窮人，一類是遊手好閒，作惡鄉里的流氓地痞。其結果，鄉村教育日趨退化，鄉村自治日趨衰敗，鄉村宗族組織逐漸萎縮，與此同時，土豪惡霸等鄉村邊緣勢力乘機崛起。
資料來源：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171－19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就時期而分，民國前期，亦即北洋軍閥時期發跡者，其憑藉主要是武力，其權勢資源為團練、幫會（漢流）。他們擁槍自雄，獨霸一方，實際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時人稱之為「團閥」，其勢力範圍，大者為一縣或數縣，小者為一區或數鄉。「凡擁有槍枝數百桿者，即自稱司令；僅募徒手數十人者，亦稱官長，是以所謂司令者，到處皆是，彼此各據一方。凡地方財政賦稅收入，截不解省。」他們之中雖然也有少數作過一些保護地方和對地方有利的公益事業，但大多數以掠奪和魚肉百姓為生，在其勢力範圍內生殺予奪，獨斷專行，叱吒一方，劣跡累累。在清末以前，民團領袖60％以上為有正途功名的士紳，民國時期轉移到由地痞惡霸組成的「團閥」之手。這個時期，隨著地方社會軍事化的進程，「團閥」們憑藉強大的武力資源，重新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模式，形成民國前期省一級軍閥割據，縣一級「團閥」割據的格局。「團閥」與軍閥並無質的區分，悉視其軍事實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軍事資源，即可稱霸一鄉一區一縣，成為叱吒一方的權勢人物。這幾乎成為當時邊緣社會成員積累財源權勢和謀求晉陞之階的捷徑。影響所及，社會風尚和坐標觀念亦為之丕變。民國年間，河南各地普遍流傳著「要當官，去拉杆」的俗諺，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不為匪者，則「妻室恨其懦」，願為匪者，則「父老其能」的怪象。這種怪象不獨河南一省為然，當時全國各地由土匪首領搖身轉化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前表內所舉來鳳縣『團閥』向卓安即為作匪起家。事實上，民國時期，防禦性的民團與掠奪性的盜匪團伙已互相滲透，地方當局剿匪不成，乃轉而採取「以匪治匪」的辦法，對一些擁有較強武力的股匪採取招撫政策，給以地方保安團隊的名義授其匪首以官職。民團領袖的社會構成亦因之而改變。
王殿甲，原是江湖會裡的大爺，辛亥革命時期是個革命黨人，當過營一級的軍官，以後回到家鄉，成為東津鎮的紳士，和其他紳士一起處理鎮上的大小事情。
士紳本是與皇權共生的社會集團。在科舉廢除，帝制傾覆后，士紳的「繼替常軌」中斷。據張仲禮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員、舉人、進士時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4、31和34歲，而士紳的平均壽命為57歲。也就是說，清末最後一代士紳經過一二十年的自然遞減，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所剩無幾。不僅
據有人考證，「土豪」一詞最早出現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指稱那些「先世無聞」而有財有勢的暴發戶。而「劣紳」不過是與正紳相對的概念。清代在鄉里勾結吏胥，包攬詞訟，欺壓百姓或聚眾抗官的鄉紳，即被指為「劣紳」。今人獲知「土豪劣紳」一詞，大多得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由此難免讓人產生「土豪劣紳」一詞似出自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之口的印象。其實，「土豪劣紳」這一稱呼在當時頗為流行。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時，湖南軍閥甚至將「土豪劣紳」作為戒嚴的通行口令：如果遇到軍警喊口令「土豪」，趕緊應答「劣紳」，即可通過。翻閱民國時期有關鄉村社會問題的書籍或報刊文章，「土豪劣紳」一詞幾乎觸目可見。筆者從民國檔案中甚至還發現土豪劣紳之間相互指控對方為「土豪劣紳」的現象。當時社會上流行著「無紳不劣，有土皆豪」的說法，甚至有人驚嘆：「試看今日之域中（指鄉村），竟是土豪劣紳之天下」。土豪劣紳不僅成為當時共產黨要打倒的對象，也一度成為國民黨及其地方實力派要打擊的目標。如閻錫山在山西，劉峙在河南，陳誠在湖北，張治中在湖南，均將土豪劣紳與煙毒、土匪等同列為地方公害，而希圖加以剷除。凡此，皆說明民國時期紳的裂變和劣化，已凸顯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現象。
宋德山，原本是鄉鎮上的一個二流子，辛亥革命時，曾當過一個相當於連長一級的隊官，這樣，他也成了東津鎮上「說公了私」的紳士了。
在鄂西各縣，當南京國民政府勢力深入以後，「團閥」們的出路不一，有的見風轉舵，主動投靠國民黨，躋身於基層政權與省縣參議員行列，繼續擁有其權勢資源；有的負隅頑抗，不服國家政令，企圖繼續割據稱雄，其結果，多被國民黨政府以「土豪劣紳」的罪名鎮壓或攝服。
分析12人的發跡憑藉和途徑，雖然具體的表現各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均靠的是「力」。「力」有兩種：軍事的——武力；經濟的——財力。12人中，靠武力發跡與靠財力發跡者，幾乎相當。靠武力發跡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鬥狠的無賴、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紳家庭；靠財力發跡者，則是地主商人出身。
五四以後，隨著新知識分子群體力量的劇增，傳統士紳逐漸從政治社會的權力中心退居到邊緣。其後，大革命的浪潮席捲南方各省，農民運動風起雲湧，農村基層社會的紳權勢力首當其衝。除一部分有錢有勢的大士紳遷居都市外，留在鄉村的小士紳或老成凋謝，或消極因循，大多喪失了完整的社會整合能力而蛻變為單純的地主和高利貸者。1926年，彭湃在《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中寫道：「二十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穿鞋的斯文人。現在不但沒有人讀書，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這種情形不是廣東一隅的獨特現象。1930年5月，毛澤東調查江西尋烏農村時也發現，「近數年來，秀才們大多數無所事事」；「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書，又一小部分以行醫為生」。
以上三位「新鄉紳」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爺，一是學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顯然，他們原來都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物。他們爬升到社會上層，躋身於「紳士」行列的階梯，已不再是傳統的科舉功名，而是強權武力。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雜途」出身的「紳士」在東津鎮並未遭到傳統正途士紳的排拒，相反，正是因為他們獲得了正途士紳的認同的接納，才躋身於「紳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鄉時，鄉鎮上的紳士沒有一個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價倍增。
從前表所舉例證可以看出，民國後期，亦即國民黨統治時期發跡者，其憑藉主要是財力，其權勢資源多為參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務、黨團及民意機關和團體的活動。他們在地方頗具勢力，並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縣政，挾制縣長，下焉者壟斷鄉曲，把持鄉政，並在地方買田置地，承包稅收，富甲一方。他們與民國前期的「團閥」有所不同的是，「團閥」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國家權力的制約和滲透；而他們則大多希望在政治上尋求出路。由於他們的行為方式在某些方面承續了清末以前的紳士角色，故他們雖然不再擁有傳統功名，而時人仍以「紳士」相指稱。
胡鏡如中學畢業收租二百石縣政府科員土霸
費孝通將上述權力運作過程稱之為「雙軌政治」。所謂「雙軌」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所構成。縣以上通過官僚實現政治整合，縣以下則通過鄉紳實現社會整合。兩者互為制約和補充。在皇朝興盛時期，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傳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交接關係，並確保了傳統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行。在官民之間的三個中介群體中，衙門吏役和鄉約地保均是社會邊緣人物，社會地位低下。但他們常能利用自身的職位作為贏利的工具。美國學者杜贊奇在研究20世紀前半期的華北鄉村社會時，將這批人稱之為「贏利型國家經紀」。與之相對，他將那些在地方上享有聲望，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鄉紳稱之為「保護型經紀」。很顯然，在中國傳統社會基層權力結構中真正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是後者，而非前者。紳權作為一種社會性權力，是法理權威和個人魅力權威的結合。紳士既與國家官僚體系休戚與共，而同時又與基層民眾保持著密切聯繫，成為官與民之間的緩衝與中介。作為官系統的觸角的延伸，紳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徵收賦稅，維持地方治安；與此同時，作為基層民眾的代言人，紳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時甚至會與損害地方利益的官府發生衝突。正是紳士在官民之間上下溝通，並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傳統國家與社會的整合。這是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基本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