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亞現代史從朝鮮開始
竹添公使又來了個「此地無銀三百兩」「這次事件是因為獨立黨和事大黨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這次事件沒有任何關係，日本軍隊僅僅是應國王的要求而進入王宮」這就有點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實政變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發給井上馨外務卿的電報中就很清楚地表示：「為了打破在朝鮮清國的優勢地位，煽動親日派的獨立黨發動內亂」井上馨向剛剛從歐洲視察回來的伊藤博文參議彙報了朝鮮局勢。伊藤博文指示說：「各國對朝鮮問題都很神經質，要慎重行事。不能給人以干涉內政的印象，尤其在公開場合。朝鮮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險」於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發給竹添的謎一樣的外交電報：「許可乙案」這是因為除了「保護朝鮮國王」的「乙案」之外，還有一個「直接干涉」的「甲案」政變以後立即成立了以國王的親戚李載元為首相，朴泳孝為副首相，金玉鈞為大藏大臣的新內閣，這個新內閣辦事效率還挺高，立即就開了會，決定了這麼幾條：
但是這些做法既不徹底也為時已晚。
一個小國，居然能夠兩次擊敗西洋列強，拒絕本來要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這兩次侵略最後都是僅以「洋擾」而結束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在於無論法國還是美國並沒有真正準備入侵朝鮮半島，因為在朝鮮半島的前面有著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國大陸和中國大陸市場。
但是日本呢？日本從十九世紀60年代末開始明治維新，頒布了《大日帝國憲法》召開了由眾議院和貴族院組成的議會，實現了在君主立憲制的國內政治統一和安定，開始了富國強兵。雖然還很落後，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經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了。到1892年，日本的對大清（包含香港）出口額達到了1965萬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總額的21.5%，比1884年增長了三倍。而從中國進口的光棉花一項在從1887年開始的五年內就從82萬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萬日元。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清日之間貿易幾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僅僅是三井物產在上海和天津開設了兩家支店而已。
日本從1887年開始的五年中，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擴大了五倍，生產量增長了九倍，紡織品的生產效率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和所有新興的國家一樣，當時的日本擁有的是最新式的設備，但卻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紗，在印度製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這是因為朝鮮的地理位置。
和所有國家一樣，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紡織業就是產業資本的代名詞。
經過大兵壓境的談判，日本和朝鮮在1876年2月26日簽訂了《朝日修好條規》通稱《江華島條約》這是朝鮮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也是幾乎整個現代東亞史的起點。江華島條約標志著朝鮮從閉關鎖國的狀態中走了出來，正式成為了大國角逐的舞台。根據條約，日本在朝鮮得到了類似於「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產品在朝鮮享受了免征關稅的待遇。
大清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已經面臨著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如果大清還想在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的話，不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搞一個徹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後為首的大清朝沒有這個認識，也沒有這個願望，還沒有這個決心，更沒有這個能力。
第五次的刺客比較另類，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立志要做外署督辦（外交部長）的洪鐘宇。朝鮮朝廷高額懸賞金玉均的腦袋，可洪鐘宇除了必要的經費之外不要錢，他要的是官位。朝鮮朝廷實在是對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應了洪鐘宇的條件。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凱在漢城作壁上觀以後知道了李鴻章的軟弱態度后，於1885年2月24日與同為參議的西鄉從道赴天津和李鴻章談判善後。
日本政府的方針是：「談判的對手是朝鮮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凱原來就有駐朝鮮的三千人馬以外，事發以後李鴻章又增派吳大征帶領陸海軍五千去往漢城增援，而日本人還沒有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之二就是日本政府從《江華島條約》以後就一直在製造「朝鮮是獨立國家」這樣一個既成事實。
日朝雙方在「日本為什麼出兵王宮」這件事上扯了一個星期皮以後，以朝鮮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簽訂了《漢城條約》內容是向日本支付賠款，朝鮮方面承擔日本公使館被焚的責任，出錢重修日本領事館。
對於大清帝國來說，朝鮮只是一個有時候會來朝朝貢，需要賞賜點什麼的屬國。出於「中央帝國」的威嚴和傳統，大清並沒有在朝鮮半島尋找過什麼經濟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擁有屬國」這件事本身給大清帶來的尊嚴；對於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極圈裡，做夢都想著溫暖的南方樂園的俄國來說，朝鮮則意味著一個能通往南方的不凍港；而對於剛剛明白當時統治著這個世界的叢林準則，完成了明治維新，急著要在這個叢林準則下得到能夠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來說呢？用一句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話來說，朝鮮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劍」有人在討論甲午戰爭時喜歡著眼于所謂「東學黨之變」實際上那隻不過是中日兵戎相見最表面的直接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戰其實是勢在必然，無可避免。「東學黨之變」不是引起甲午戰爭的原因，只是東亞國際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日本官界軍界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經營的結果。
實際上還沒有一個晚上——到半夜裡獨立黨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慶祝「獨立」的時候，
這邊的伊藤博文對陸奧宗光外相來向他彙報犯人和屍首都已經由工部局交給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為時太晚了的時候，喊來了內務大臣井上馨：「洪鐘宇說了些什麼當然很重要，但是估計金玉均的屍首會交給朝鮮。金玉均在朝鮮是大逆，先看朝鮮如何處理金玉均的屍首再做主張」
3.廢除舊內閣，修改稅制，廢除宦官。
所以此後的處理讓花房公使措手不及。當時的外務卿井上馨有點顧忌列強幹涉，主張先談判，談判破裂以後再開打，在花房公使向高島，仁禮這兩個陸海軍少將確認：「弄不好要動手，你們打得過清軍嗎」的時候，兩位少將拍著胸脯說：「如果交火，肯定勝利，你只管去談」可是談判已經對手沒了，吳長慶按李鴻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裝上軍艦送到天津關了禁閉，這一關就是三年，連他兒子朝鮮國王高宗親自求情也沒用。這邊閔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鮮看起來還是控制在大清手裡。
陸軍卿山縣有朋在事件后的一句話揭開了謎底：這是「預定計劃的實現」日本陸海軍的戰史分為兩類，一類叫「公刊戰史」是給大家看的；還有一類是鎖在參謀本部，軍令部的鐵櫃里，名為《XX年戰史》的機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戰史。《明治八年海軍戰史》裏面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寫的報告書，裏面清楚寫明日軍的武裝小艇進行的是水道測量，在受到朝鮮方面警告以後反而變本加厲向漢江上游漢城方向前進，這才受到朝鮮的警告炮擊的。
大清知不知道這件事？大清知道，朝鮮將這件事知會了清廷，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森有禮甚至直接向總理衙門提出了「派員和中國官憲前往朝鮮」的試探，但被總理衙門以「向無此規矩」為由而拒絕。清廷，或者說李鴻章本人並不願意過多地插手這件事。這倒不是大清已經山窮水盡顧不了屬國了，大清雖然輸了鴉片戰爭，向英國割讓了香港，又經過長毛之亂，元氣大傷，可以說是「千瘡百孔」但在外表上還是挺光鮮的，起碼在東亞這一塊，還沒有人敢來起鬨架秧子。
由於這個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萬日元的損失，日本政府向朝鮮國王提出了強烈抗議。但是朝鮮方面調查下來的結果是，國王不知此事，趙秉式只是執行袁世凱的命令而已。
但是當時無論是朝鮮還是大清都沒有看清這一點。
金玉均在見到李經方的回信時欣喜若狂，滿腦子想得就是見到李鴻章以後搖動三寸不爛之舌說服李鴻章採納他的意見的場面，「哼哼，能同時利用清日兩國的，捨我其誰也」把頭山滿，宮崎滔天，犬養毅等人勸阻的意見一腳踢出老遠，跟著洪鐘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號客輪就去了上海。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點是：1.處罰駐守漢城的清軍指揮官。
這也不能完全怪李鴻章消極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所以在任何時候李鴻章必須首先考慮的是他作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穩固，當然這個穩固取決於它的客戶公司——大清朝廷的不會破產和支付能力，但是對於李鴻章來說，他本人經營的承包公司的不會破產問題更加重要。這樣一來李鴻章及其清軍在以後和甲午戰爭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就很容易解釋了。割地賠款其實與李鴻章及其承包公司無關，那是李鴻章的客戶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鴻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為了那個朝廷，更不用說是那個還不存在的國家，而是在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則因為防衛的責任已經由李鴻章承擔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約合同追究李鴻章及其手下的責任，這個國家到底怎麼樣了，或者說愛新覺羅家族的財產損失是不會有人關心的。
不幸的是，以後的事態發展表明朝鮮朝廷的懷疑是有道理的。
中國失去了安南，那麼多屬國就只有朝鮮了。現在來打朝鮮主意還居然是一直也有點屬國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鴻章袁世凱們抓狂。所以這次袁世凱親自帶領500精兵攻打王宮，同時清軍還進攻了日本公使館，把個公使館給燒了，讓你首尾不能相顧。但是這邊攻王宮的倒停了一會兒戰——放日公使和日本守備隊逃生。袁世凱在沒有李鴻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擴大事態。
2.廢除對大清的朝貢。
在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命令下，兇手洪鐘宇和金玉均的屍體一起被交給了朝鮮。
「江華島條約」簽訂后的第二年1877年，日本在元山，1880年在釜山建立了「特別居留地」這些居留地內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居留地內的行政權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適用日本法律，警察權也由日本人掌握。這些「特別居留地」幾乎就是日本領土的延長，朝鮮主權的被侵犯，尤在中國的「租界」之上。進入這種「特別居留區」的是以三菱會社和大倉組為首的各大小財閥，他們利用免交關稅的特權，進口
大清的問題在表面上看來是列強襲來，紛紛要求割地賠款，但解決方法不是買幾支洋槍，幾門大炮，幾條軍艦就能夠混過去的了。大清的問題出在了統治政權的概念上。所謂大清，只是愛新覺羅家族，確切地說是皇上，或者在當時的環境下更確切地說，是西太后的私產，與別人一概無關。即使李鴻章大人頂著那麼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頭銜：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也只不過是愛新覺羅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愛新覺羅家族願意，隨時可以讓他滾蛋。
這時候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才在外務省的指示下向朝鮮外署督辦趙秉稷提出抗議。但被趙秉稷嚴詞拒絕：「公使先生，雖然金玉均是被兇手騙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們通報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閣下嗎？金玉均在朝鮮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處理金玉均是朝鮮的內政。」
國書被拒絕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韓論的大爭吵，雖然主張征韓的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鋒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對下下野，征韓沒有徵成，但這次爭吵到後來居然發展成了一場叫做「西南戰爭」的大規模內戰。可見朝鮮半島對日本來說始終是迷人的誘惑。
打個現代社會的比方的話，李鴻章就僅僅是個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說是西太后的安全，這個承包商的工程設備就是那支北洋新軍和北洋水師。
但李鴻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當宗主國，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間爆發戰爭，因為李鴻章還記得豐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後使得中日朝三個政權下崗交班的歷史。所以他主張「當由朝鮮自行主持」實際上是想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避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4.加強王室的透明性等14條，一句話，朝鮮獨立了。
「不用急，先看李鴻章如何動作，發電報叫上海總領事館靜等國內指示，不要貿然行動。」
為了與之抗衡，李鴻章把長駐朝鮮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壓制護衛日公使館的一千名日本陸軍，1882年和朝鮮簽訂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再次確認朝鮮是大清屬國，並派馬建忠和德國人顧問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關稅，提供武器以將朝鮮軍隊改編為大清式的新軍。
9月20日由艦長井上良馨少佐指揮的日本軍艦「雲揚號」在去往中國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經江華島，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為要求飲用水補給靠近了江華島，受到江華島上的朝鮮炮台炮擊。小艇立即歸艦，「雲揚號」上的艦炮對江華島炮台進行了報復性還擊，艦上的陸戰隊也登陸，放火燒掉了朝鮮軍三座炮台，這就是所謂「江華島事件」且慢，這隻是日本「公刊戰史」的內容。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完全是一種獅子大開口的討價，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剛剛大敗於法國的大清實際上不是像李鴻章口頭上所說，「我們準備大打一場，和法國都已經不辭一戰了」的那麼氣壯如牛的。經過13天六次談判，雙方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內容為以下三條：1.大清和日本在4個月內同時從朝鮮撤軍。
日本人從這次壬午兵變得到的教訓是：他們在朝鮮問題上無法繞過宗主國大清，任何對朝鮮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進行一場全面戰爭的決心以後才能實現。然而他們自忖還沒有這個能力，還沒有下定這個決心。
這就是日本人製造「江華島事件」和強迫朝鮮朝廷簽訂「江華島條約」的經濟社會動力。
袁世凱的想法或許沒有錯，但袁世凱沒有認識到世界已經由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出現而變得很小，而且還出來了「國際慣例」這麼個根據列強的價值標準而變化的怪胎。隨心所欲的行動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東西。
3.日後朝鮮國內有重大變化，雙方在派兵以前需照會對方。
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應該說大鳥圭介原來是一位主張「日清同盟論」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國應該齊心合力聯合起來把歐美列強從亞洲趕出去。在漢城也多次和袁世凱會面，討論如何推進朝鮮的改革和近代化問題。但現在這種論調已經是不合時宜的，現在的問題是何時和大清開戰了。
滿腹狐疑的陸奧離開以後，這次來的是內務大臣井上馨，井上馨開口就是「事情的發展很有趣」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進一步說下去：「聞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說不謹慎的話」但是井上馨還是按耐不住興奮的心情：「洪鐘宇乾的真漂亮」原來，朝鮮朝廷派出來的暗殺金玉均的刺客洪鐘宇，其實是在井上馨的指揮下行動的兩面間諜。而這個絕密行動連外相陸奧宗光也不知道。
大鳥圭介扔下一句話，扭頭便走：「你們要對今後在日本和清國朝鮮之間發生的一切負責」此時日本國內亂成了一鍋粥。尾崎行雄，犬養毅等論客們紛紛寫文章發表演講攻擊大清，朝鮮和「軟弱的政府」裏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現在印在一萬日元紙幣上的福澤諭吉。福澤當時在《時事新報》上是這樣寫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殺，韓國官吏並沒有到天津去和李鴻章商量，可是清國軍艦就能迅速動作，令人感嘆。相形之下，從金玉均遇害開始所見之日本人舉動，如同遲緩病人一般，也是令人驚奇」應該說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滿意的，因為輿論已經在朝著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發展，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比相鄰的中國吉林省稍微大一點，大約是黑龍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積是不適於農業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這麼一個應該說是並不起眼的半島，在這一百多年裡屢次被戰火燒煉，是世界上爆發戰爭次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一直到現在這個世界上軍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區可能還是朝鮮半島。
1875年9月發生的「江華島事件」是整個東亞國家關係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華島條約》的關鍵要害在於其第一款：「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一款在現在看來貌似公平，很符合「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準則，但當時可不能這樣解釋。朝鮮是大清的屬國，日本要動朝鮮的腦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關係，1876年的日本，還沒有完成和大清進行一場戰爭的準備，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鮮之間打進一個碶子，做好法理上的準備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後直接攤牌。
形勢就是這樣，日本的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急切地需要著海外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廣袤的中國大陸怎麼不讓日本的產業資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進入中國大陸，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兩國之間而又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
日本人在朝鮮從事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提出了租借釜山港口的絕影島以供軍用的要求。這些所作所為很自然地刺激朝鮮人的反日感情日益高漲。韓國的儒生們一直在鼓吹的「衛正斥邪論」也就更加廣為傳播。朝鮮國王高宗李載晃的生父，被外戚閔氏奪取了權力的大院君李昰應正好利用這種形勢，交通儒生，又聯絡了被日本式軍隊奪取了地位的舊式軍隊於1882年7月23日發動政變，趕走了閔妃，重掌了政權。政變軍隊殺了堀本禮造少尉等7名日本軍事教官，並且進攻漢城的日本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義質逃往現在叫做仁川的濟物浦，由英國軍艦好不容易救走。是為「壬午兵變」但是朝鮮的那個大院君其實是個只會惹事生非的政治文盲，他發動了政變，以為逼著兒子交出了政權就大功告成了，完全沒有想過日本和大清會作出怎樣的反應，甚至連兒子高宗的妃子閔茲映閔妃會怎麼做也沒去想。
陸奧宗光此時才領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日本產業資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設立棉紗廠和紡織廠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銀行頭取（董事長）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涉澤榮一就提出了這個建議，但被清朝拒絕。當時的駐清公使鹽田三郎主張無視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國，儘快安裝機械，著手實業」但被外務省以「不應該無視各國與我國的邦交強弱而隨意裁量」的理由否決。三井物產只好迂迴通過和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一起出資在上海辦廠。
如果洪鐘宇完全是在說謊，那金玉均也不會上當，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鐘宇並沒有完全在說謊。洪鐘宇確實認識李經方，而且確實向李經方介紹了金玉均，說金玉均願意改邪歸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於是在上海養病的李經方確實發出了「家父願意見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2.清軍從漢城撤退。
洪鐘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獲。日本總領事館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絕，犯人洪鐘宇和金玉均的屍體一起交給了上海道台。
「當然。」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開戰的口實似的，第二年又出現了「金玉均暗殺事件」金玉均是朝鮮獨立黨的頭目，策劃甲申政變而被朝鮮朝廷視為「大逆」恨之入骨，懸賞巨金要金玉均的腦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著日本政府的保護，朝鮮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絕以後，先後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敗了。
這個條約的要害在於承認了日本擁有了出兵朝鮮的權力。當時的李鴻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漢城需要三天，而清軍到漢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軍出兵朝鮮，清軍也能佔先機。但是佔了先機以後怎麼辦，李鴻章好像沒有考慮過。
朝鮮付出了55萬日元的賠償金以後還是留下了一個致命的隱患：承認了日軍在漢城的駐兵權。
朝鮮，這個位於亞洲東北部從中國東北部朝著東南方從日本還斜著伸向黃海的南北長達兩千兩百華里的半島，一百多年來一直到現在還繼續在扮演著「東亞熱點」的角色。而充滿了戰爭和流血的現代東亞史的原點，就是從朝鮮半島開始的。
朝鮮李氏王朝的明成王后閔妃在朝鮮半島受到極高的崇敬，閔妃實際上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並不是閔妃富有政治才能，而是她的丈夫高宗實在是一個沉溺於酒色，醉生夢死的傢伙罷了。像這次政變的導火線就是朝鮮朝廷擁兵不養兵，實在混不過去了就用些摻了沙子的稻穀來敷衍而生出的兵變。但擁有良好的政治嗅覺的閔妃在兵變之前就逃到了袁世凱的兵營請求保護。
事件以後，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參議開拓長官黑田清隆陸軍中將和大藏大輔（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井上馨為首的代表團乘著軍艦就到朝鮮興師問罪，這個井上馨不是前面那個井上良馨，那個井上良馨是海軍軍人，後來仕途一帆風順，一直升到海軍大將，名列元帥。這個井上馨是政治家，後來做過日本內相，外相。
但是，就獨立了一個晚上。
江華島條約簽訂以後，日本產品大舉進入朝鮮半島。朝鮮半島上流通的中日產品的比率，在1882年時是87比13，而十年後的1892年這個比例變化到了55比45。
而大清卻是一再一再
李鴻章的思想就是數千年來中央帝國的只求示威嚴於夷狄即可的傳統思想，李鴻章雖然認識到了已經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大清面對著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但是並沒有必要時要用戰鬥甚至是戰爭來解決問題的思想準備，特別是對日本這個在他看來只不過是「葺爾小國」的島國。
2.雙方不再向朝鮮派遣軍事顧問和教練。
洪鐘宇來到日本，以認識李鴻章公子李經方為誘餌誘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鴻章談判。
比如此時日本駐中國公使就是榎本武揚，而駐天津領事居然是以後的內閣總理原敬。
江華島位於朝鮮半島漢江出海口，是韓國第五大的島。由於其重要的戰略位置，這一百五十年來一直就是緊張的焦點。1866年因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教，法國人出動了800多兵力進攻江華島，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傷亡以後，不得不悻悻退走，這就是所謂「丙寅洋擾」1871年，以「科羅拉多號」為首的五艘美國軍艦為了四年前美國武裝商船「謝爾曼將軍號」（General Sherman）被擊沉事件進攻了江華島，在佔領了一個月以後主動撤兵。這是所謂「辛未洋擾」事件。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後就向朝鮮發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時提出了通商貿易的要求，被當時執掌朝鮮大權的大院君拒絕。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國書和江戶幕府的國書格式相異，而且明治國書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詞用字屬於「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國的大清才能使用。但是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這些字在幕府政權的國書中都用過。真正的理由是一來是還處於鎖國狀態之中的朝鮮不想把貿易活動擴大到對馬藩之外，二來是朝鮮對新成立的明治政權抱有本能的懷疑。朝鮮始終沒有忘記1592年到1598年之間豐臣秀吉的侵略給朝鮮半島帶來的巨大災難，而豐臣秀吉以後的江戶幕府在250多年間沒有向外進行侵略擴張，朝鮮朝廷懷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權也是很正常的。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計，李鴻章果然將犯人洪鐘宇和金玉均的屍體交給了朝鮮朝廷。而且為了顯示大清朝的威風，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師的軍艦「威遠」號。
縱觀19世紀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讓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沒有失敗過，但必須公平地承認日本人犯的錯誤少得多，而且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時期的日本人不一樣，會靈活地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修正錯誤。而大清號稱外交隨一的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們比起來，未免相形遜色太多。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明治時期的日本確實俊才雲集。
日本人把這場清法戰爭看成天降良機，1884年9月9日，自由黨總理（總裁）板垣退助面見法國駐日公使薩奎其，要求法國提供100萬美元作為他們在朝鮮搞政變以配合法國人在安南行動的活動資金。那時日本政界全體一致，八仙過海地想在朝鮮策動政變。參議伊藤博文怕被自由黨搶了頭功，乾脆自己上陣，指揮《漢城旬報》主筆井上角五郎和朝鮮獨立黨的金玉均，朴泳孝聯繫，具體策劃政變計劃，並通過駐鮮公使竹添進一郎把朝鮮在壬午兵變后付出的55萬日元的賠償金中的40萬元交還給獨立黨人作為政變資金。
可是，大清是亞洲第一大國，維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國日本，和大國大清開戰就能夠贏嗎？
李鴻章可能是這樣想的：「這樣可能會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現在沒有能和大清對抗的武力，不足為慮。反過來這樣做的結果會使朝鮮朝廷對大清感恩戴德，對把日本勢力徹底驅逐出朝鮮很有幫助」起碼李鴻章在當時沒有意識到整個暗殺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場價格卻不是這樣，上海市場價格是印度產棉紗94.54日元/捆，而日本產棉紗是97.2日元/捆，日本產棉紗沒有競爭力。這是因為日本產棉紗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運費和被日本海關課去的棉花進口稅和棉紗出口稅總共4.90日元。在日本採取了減免進出口關稅以後日本產品還是無法與印度產品競爭。
8月1日，陸軍卿代理山縣有朋又下令動員東京和熊本的兩個鎮台，在熊本編成混成旅團，同時動員了運兵船，準備隨時增援。
收到花房義質公使報告的日本政府反應非常迅速，7月30日立即向朝鮮派遣了高島鞆之助陸軍少將率領的步兵第11聯隊的一個大隊和海軍陸戰隊共兩千人的大軍和仁禮景范海軍少將指揮下的四艘軍艦，護送著花房公使又回來了。這兩位少將也很有意思，後來全做到大臣。高島鞆之助後來在松方正義內閣中作過陸軍大臣，官至中將；而仁禮景范的十年後做到海軍大臣，官拜海軍大將；這都不算牛，最牛的是那個步兵少佐的大隊長，居然是後來做到元帥陸軍大將的寺內正毅。
朝鮮和中國，俄國交界，隔著對馬海峽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鮮半島由於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進入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19世紀以後，成為大國角逐的競技場就是很當然的了。
外務大臣（日本從太政官制改到內閣制是在1885年，此後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陸奧宗光拿著報告金玉均死訊的電報氣急敗壞地衝到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經是28日晚上了。出乎陸奧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勢：「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護下的人
朝鮮朝廷將金玉均的屍首進行了「凌遲」在楊花鎮豎起了一面上寫著「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遲了的屍首晒乾了示眾。
當時朝鮮除了這個主張獨立的獨立黨之外還有一個由閔氏家族的閔泳翊領導的「事大黨」「事大」這個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國應該跟著個大國，像韓國這樣的小國就應該跟著中國這樣的大國，幾千年都跟下來了，現在也還是大清保險。這兩個政黨如同水火勢不兩立，互相指責對方是「韓奸賣國賊」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鮮獨立黨人發動了政變。是為「甲申政變」那天，朝鮮國王高宗李載晃在王宮舉行宴會慶祝漢城郵政局成立，韓國朝野名士，外國公使武官群集一堂。來客中突然出現了20來個刺客，在金玉均「請安靜，請安靜」的命令聲中，將國王的親信重臣一一殺死。這時200餘名全副武裝的日本軍人突然開進了王宮，這是漢城的日本公使館守備隊，根據濟物浦條約，日本在漢城由駐兵千名的權力，但是當時在漢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這次是傾巢出動了。
苦主上了門，這大院君該著急了吧？不，他沒著急，因為李鴻章也派了吳長慶帶了三千人在三艘軍艦的護衛下到了漢城，和日軍對峙上了。
有這麼一種說法：最可悲的國家是半島國家，因為他們幾乎永遠得不到安寧。看看巴爾幹半島，阿拉伯半島和朝鮮半島的近現代史，就能同意這種說法。
「防谷令交涉」持續了四年之久，最後在1893年的5月終於以朝鮮政府全額賠償日本商人的損失而告結束。袁世凱在這起事件中的作用為後來日本煽動輿論和大清開戰提供了極好的口實。
有關善後的談判在大清沒有派人參加的情況下在濟物浦（現在的仁川）進行。日本提出的割讓對馬海峽的戰略要地巨濟島和海參崴對面的憂陵島的要求在朝鮮朝廷大勢已被大清掌握，而且美國也派出軍艦調停的形勢下沒有實現。
那麼手握八千兵馬的袁世凱在幹什麼？就在一邊干看著？當然不是，但是袁世凱無能為力，首先日本政府極度警戒在談判時大清的參与，再三向朝鮮方面表明一旦發現有大清參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實際上就在《漢城條約》簽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吳大征還以「大清欽差大臣」的身份硬闖會場試圖扭轉局勢，但被井上馨以吳大征沒有全權證書且與清國的談判另外進行為由而拒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12月19日漢城城內的日軍敗於清軍，退到濟物浦的時候，英國公使向李鴻章表示過「大英帝國不願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鮮半島交火」的意向，而背後在運動英國是遠在東京的伊藤博文參議。
但是這個能力對比在發生變化。19世紀的後半葉，是中華最災難深重的年代。壬午兵變的第二年1883年，法國出兵中國的另一個屬國越南，並且同時攻擊了雲南，法國海軍還攻擊了福建，台灣，浙江，控制了台灣海峽，佔領了澎湖。
朝鮮長期以來處於中國的屬國地位，但又不完全是現在國際政治學上的殖民地概念，而是一種中華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會被宗主國來干涉其內政的自治屬國。李鴻章其實已經意識到了這種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參与的半直接統治。李鴻章已經認識到了日本之所以還沒有對朝鮮提出領土割讓，礦山權利和內地通商的要求僅僅是因為大清正在考慮要不要直接駐兵。因此為了今後繼續維持朝鮮，必須在朝鮮半島常駐大軍，擴大海軍實力和掌握朝鮮的軍事外交權力。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於這種考慮。而不是做大院君的保鏢來的。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紀可能朝鮮半島的經濟價值確實不大。但就像那份真偽不明的《田中奏摺》所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滿蒙，必先征服朝鮮」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國大陸，就必須先通過不那麼可口的朝鮮。朝鮮，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塊跳板。
朝鮮自古以來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江戶年間只要換了將軍就會有朝鮮通信使前來慶賀，順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對馬藩也是鎖國年代的朝鮮除了宗主國大清之外唯一與之有貿易往來的外國。朝鮮從日本進口的主要是銅器，陶器，明礬，紅絹，砂糖，棉花等，日本從朝鮮進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貨和人蔘，魚翅及熊膽，牡丹皮，黃芪等中藥材，1876年全年貿易總額在30萬日元，換算成現在的價格大約在三千萬美元左右。
「甲申政變」完全失敗，金玉鈞隨竹添公使從濟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變完全失敗，國王落在清軍手中，清軍已經完全控制漢城」的報告后立即報告了三條實美大政大臣后召開了有山縣有朋內政卿，大山嚴陸軍卿，川村純義海軍卿和伊藤博文參議參加的聯席會議緊急協商，結果是由井上馨作為全權大使帶領由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和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兩名副使率領的兩千軍隊來朝鮮興師問罪。
1.從此國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為獨立國家的君主。
在場的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站起來大聲宣布：「為了防止不測事件，應朝鮮國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護朝鮮國王的人身安全」這時訓練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衛王宮的朝鮮兵不知道給趕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是金玉均們向李載晃國王宣誓表忠，國王也作出一副後悔莫及的樣子和閔氏家族領導的事大黨劃清界限，表示從此以後重用獨立黨的金玉均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