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路克林，對這一刻要問的問題，顯然已自己一再推演過很多遍，目前不過是依計施行而已，他說：「你自己到謀殺案現場去了？」
「開除他！」我說。
鈕律師詰問的，仍為敷衍性質的。
「那位小弟弟，你再見到他的話，會不會認得出來？」
「顧梅東絕不是這樣一種人，」我說：「幫幫忙，請求一下庭上延期繼續！」
死亡時間是如何定出來的？問題的回答是驗屍的人用發現時屍體的體溫，屍體的僵硬度和屍斑的廣泛度，參考沙漠外面溫度變化，船宅內的室溫等等綜合研究的結果。
「你這一生之中，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把槍？」路問我。
「你住幾號屋？」
「會的，先生。」
「我在建議顧先生怎麼辦，顧先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律師。顧梅東，你照我所說的去做，我們可以自由回家。」我說。
「你沒對我說真話，」鈕律師對顧梅東說。顧梅東說：「我只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地方瞞了你。不要把南施牽進去比什麼都重要。沒錯，我是去過那汽車旅館。我想把槍要回來，因為我想我會留下來保護南施。但是她告訴我槍不在她那裏了。她把槍給了她作家朋友，洪國本。」
顧梅東看看我，看看正在昂視闊步走出去法庭的鈕律師憎恨的背。
鈕律師猶豫地說：「我不要這個當事人了。我受不了他，更受不了他那自負可惡的私家偵探。」
「我建議你承認，有了這種想法，你來到金花菜田，把槍拋下，你原準備回到水溝邊，退回原來地方，什麼也不提起，但是見到了那小弟弟，羅侖查．龔查理斯，你只好改變你的計畫。那小弟弟眼睛很尖，人很機警，他已經發現了你有什麼東西要藏起來，他問過你是什麼東西，或是差不多的問題。」
「我現在就拿一百元出來。」我告訴他。
「反對，這是道聽塗說。」鈕律師提出來。
「我太自信了。我實在大魯莽了。我阻不住自己的慾望，我還有一件事沒有得到。我沒有小貨車的牌照號碼。船宅比拖車大，小貨車的牌號不容易見到。我以為駕駛小貨車的人已經在船宅裏睡著了，我偷偷向前，想要得到小貨車的牌號，結果自投羅網。那個駕駛不知什麼時候發現了我，突然開門，手裏拿了支槍，把我逼進船宅去。
「等一下，」路克林說：「我們反對道聽塗說。」
普法官說：「年輕人，你本來是在證人席上的。現在，請你馬上回到該去的地方，聽我說幾句話。
「休想！」鈕律師警告我：「我不知道你在這案子中佔了哪一門，賴老弟。不過我知道你搞了不少鬼。顧先生看到從船宅裏逃出來的人，會不會就是你呢？」
「有一件事，我想最好我們大家不要弄錯，」路克林說：「現在我給你看一支三八口徑轉輪，它槍筒長度一又八分之七吋，槍號一三三三四七，轉筒有五個位置可以放子彈。請你看一看這支槍，而且我請求庭上允許，把這支槍列入記錄，作為民眾證物第二號。」
「是早上幾點到的？」
路克林向法官說：「我請求允許把這個證人暫時離開證人席，想請賴唐諾作證。」
洪國本在坐位上扭動一下，沒有開口。
「說下去。」顧梅東說。
「我相信，」善樓說：「兇槍是被賴唐諾所發現的。」
「非常的快，先生。我的腿是飛毛腿。我可以光著腳跑在石頭堆裏，水灘裏，比穿了鞋跑得快多。」
「是──是這個月的十五號。」
「你要解雇你的律師？」法官問。
「我到那裏的時候，那裏沒有屍體。」
「傳──羅侖查．龔查理斯，出庭作證。」路克林說。
「有的。」
「我一看到他找到了什麼東西，我跑過水溝底下的泥漿，爬上對岸，跑進他站在那裏的金花菜田裏。」
「你怎麼會弄丟的呢？」
「我不知道真正的時候。反正是二十日的上午。」
「沒辦法，我不能。我被別人吵醒，當時我有點生氣。事實上，事後我有一個小時不能入睡。在三點鐘的時候我起床吞了兩片阿司匹靈，所以我知道他們說話是在三點鐘以前。」
「是的，庭上。」路說。
「我看到一個私家偵探。他的名字叫賴唐諾。我認識他很久，有好幾件案子也和他有接觸過。當時他和一位顧梅東就是本案的被告在一起。」
「請你在這張地圖──民眾證據A──上指給我們看，你走向哪裏去了？」
醫生說：「在這案子裏，最後一餐對我們協助不大，因為死亡時，胃裏已經空了。」
路副地方檢察官請當晚──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晨──在該區巡邏的加利西哥警官作證。警官說他曾注意到那輛小貨車拖的船宅，停在加利西哥向北離城不遠處公路上一個較寬的空位。第一次見到是十九日傍晚，但過了午夜，又見到一次──那就是在二十日的清晨。當時他決定暫不理他，等天亮後再去叫醒車主，告訴他路邊紮營或停車睡拖車裏是違規的。假如他不聽的話，他再強制執行。
「完全沒有指紋？」
「你是不是，」普法官問：「想和本庭辯論？」
「我向警方報到。」
「褲子是長褲？」
「我慌得要命，我拿了他的槍，把它放在我口袋裏，兩個小時之後我把它拋掉了。我拿了我的手裏，顧梅東的槍，跑下去到我停車的地方，看了一下，就跑到排水溝邊上，盡可能用力把槍拋過水溝去。
「這一點可以放心，我不是他看到的人，」我說：「假如你用一點腦子，我們可能有機會，今天，就是現在，把事情全都解決了。」
「認可。」普法官有點厭煩地說。
「不知道，先生。」指紋專家說：「我只知道是叫我去檢查前不久留下來的。多半是二十日早上。」
鈕律師思慮地看著我的字條，把它捏成一團，拋在廢紙簍裏。對證人說：「沒有詰問的問題了。」
普法官自寶座起立，法庭裏一片囂亂。一群記者搶著優先跑出庭去。大概都是去找最近的電話亭的。
「我能聽到兩個人的聲音，一男一女。他們在爭一件事情。我起床之後聽到男的在說：『妳一定要離開這裏，妳一身都是危險。妳一定要跟我走，我帶妳去另外一個地方，暫時離開妳那作家朋友，離開危險。』他又說：『把東西整好，門外車裏見我。把槍交給我，妳不能帶了槍去墨西哥』。」
「有什麼發現？」
「我不知道。」我說。
「最後一句話，再說一次。」
「我是一個自由打字人。我替別人打初稿，也做一點小的編纂工作。我在作家看的雜誌上打廣告。也自郵局收到很多打原稿的生意。有的請我稍加編纂，再打字成容易被人接受的形式，寄還給他們，收他們每一頁多少錢。」
「有的，先生。」
「他在說謊。」顧梅東說。
「那時候沒有。」
普法官的興趣被引起來了。他坐在法官席，把身體前傾。「本庭自己要問幾個問題。」他說。
「請被告大律師詰問。」路說。
「投手投球，人不一定要走回本壘去，是嗎？」我反問。
「這差不多是全部的了。」國本說：「除了──我想大概早上七點鐘──八點鐘吧，有位好心的墨西哥男人，他的名字叫荷西．卡派拉，經過看到我車在路旁。他停車查看一下，見到我被綑起來，嘴裏還塞了東西。是他把我解開來放我出來的。那個時候我幾乎已經半死了。荷西．卡派拉把我帶到他家裏。他們給我咖啡，蛋和墨西哥早餐。又叫我好好睡了個飽。過了一下，荷西把我送回停車的地方。我自己開車離開。走過一個路旁飯店，我進去喝啤酒。賴唐諾和白南施就是在那裏找到我的。」
顧梅東突然做了一個決定。他站起身來說道：「庭上，我要自己做自己的律師。」
「鈕律師是替什麼人工作的？」
「你帶不帶眼鏡？」
善樓向鈕律師微笑說：「報告大律師，檢查指紋的時候我也親自在場。」
「沒有回音。我敲門。大概這個時候我把指紋留在了門框的左面，為的是穩住自己。然後我想到這不關我事，我又問了一次，沒有回答。我就開車繼續去加利西哥。
「她告訴我，她把一個秘密消息告訴了她一個朋友。是一個有關走私毒品的內幕。她說那個朋友已快要完成這篇報導了。她說她的一位朋友，姓顧的──」
「怎麼啦──我想他是──他是為我工作的。」
「你們有沒有在現場四周搜查著可能的兇器手槍？」路問。
「那些可以辨認的，」路副地檢官問：「是在那裏發現的？」
「你提你的證據吧。」法官普先生對檢方說。
路克林長長冷酷地看了我一陣。「賴先生，」他說：「我建議你承認，你走到地圖上所標示出來的地方時，這支槍本來就在你身上。」
「給我們看。」我說。
「你們對這支槍又做了什麼？」路問。
洪國本看著我們，突然眼睛中出現驚慌。「我不願意在大庭廣眾之下脫衣服。」他說。
顧梅東沮喪地說道：「我一直沒把實況告訴你們兩個人。我想我應該早告訴你們的。但是我想要保護自己。」
「今日的被告，就是你看到那天從十二號房出來的人？」
「是的。」
「韓喬治太太。我管理加利西哥的楓葉旅館。」
我舉右手。
路克林說：「你要不要詰問這位證人。否則我就要請這位證人撤退，把本來在證人席的宓警官，放回上去了。」
「為什麼她會在厄爾高爾福？」
路克林
「你做了什麼事？」
我看都不看他，向顧梅東說：「他是你的律師。你把他開除了。照我告訴你的方法做，你可能脫離這困境。」
田茉莉，四十到底，五十不到，平胸削肩，意氣消沉，但是她還是很機警，說話像機關槍。她給法庭她的住址是洛杉磯，皮靈街八九五號。職業是打字員。
「你說這些指紋很清楚，可以辨認，」路問：「你後來有沒有辨認出，這是什麼人的指紋呢？」
「不是那樣的。」
「他們拿走了那支槍，那個叫布袋的拿走了那支槍。」
「我再建議你承認，你本來就是在找那裏可以藏匿這支槍。你看到了沒有人曾經爬過這條水溝。你想到把這支槍拋棄在那金花菜田裏。」
「我想這年輕人所說的事，本質上是可以列入記錄的。」普法官說：「雙方的律師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要問這位證人？」
「據我看起來你可能和一件刑案有了關連。本庭必須提醒你，你是可以不開口的。你有權一句話也不說。任何可以入你以罪的問題都可以不回答。甚至現在開始，一句話也不說，也是你的權利。你另外也有權請個律師替你處理一切程序和代你發言，如果你沒有錢請律師，法院會給你指定一個義務律師。但千萬不可以再站起來像剛才一樣，想要逃走。」
「我沒有。」
「是的，沒關係。」
「那天突然下雨了。車子都誤時了。我跟了他們過了邊境。那時車裏已經有兩個人了，一過邊境，其中一人取一輛探路車繼續向前開。小貨車，拖車及船宅就經過加利西哥市區後停在路旁。
「你就怎麼辦？」
「我走過去的。」
「等一下，」鈕律師打斷他的話說：「除非那件事和本案有關，否則我反對說下去，因為這是沒有法定資格的，與本案無關的，不切實際無關緊要的。」
「我的意思是兇槍是較後一點時間發現的。」
他說：「『馬上回家，叫你爸爸告訴警察，要他們立即來這裏。』
我搖搖頭說：「沒有，你沒有。你開車向北，到了小貨車停車的地方。你說說看，為什麼你要走進船宅去？」
「我沿了水溝堤走上去，又走下來。」
鈕律師看著我說：「你說什麼，你這個自以為是，一派胡言的狗雜──」
「我懷疑有沒有人肯涉泥過水溝的另一面，察看一下金花菜田。」
「我不知道她真正是什麼時候離開的汽車旅館。但是租金是付到二十號的。我在二十號上午去查看她房間的時候，門匙是反插在大門外面的，她也已經離開了。她的行李也不在了。」
「絕絕對對沒有這回事。」
「你在找什麼嗎？」
「誰是布袋？」他說：「都告訴我。」
路克林下一個證人是一個半職業性的棒球員。他是投手，他被宓善樓和警方親自帶到兇案現場，有人給了他一支和本案兇槍一樣的史密斯華生轉輪，他站在水溝的這一面，用各種方法擲，連著試很多次，他怎樣也沒有辦法把槍擲到發現那把槍的距離那麼遠。
「但是這個賴唐諾根本沒有資格在本案發問題。」路副地方檢察官反對道。
韓喬治太太是一位女牢頭型的女人，方眉，大股，牛頭狗似的下巴。她搖擺地走向證人席，有如一艘裝飾齊全的大戰艦開進海港。
「不，不，我是指你怎樣處理鞋子和襪子的。」
「假如被告不作解釋呢？」鈕律師問。
鈕律師強調地搖搖頭。「沒有問題，」他說：「但是我仍要建議，這位證人的證詞不能列入紀錄。因為他年齡太小，不能懂得宣誓的真實意義。」
「是的，先生。」
「白南施。」我說。
「等一等，等一等，」鈕律師阻止她說下去，站起來，他把聲音提高了很多說：「這是不合規定的，檢方明知故犯已非常清楚。這純粹是道聽塗說，與本案毫無關係、不切實際的。這完全太離譜了。除非這位證人和她朋友談話的時候今日本庭的被告在場，否則一切說話當然是道聽塗說。白南施告訴這位證人的話，不論說什麼，都是無法定依據，不能提出來的。」
路副地檢官此時說：「我現在請洛杉磯警察局的宓善樓警官，來證人席出證。」
「我打賭一千比一。」鈕律師說。
「把槍交給我，妳──」
「那時南施對妳怎樣？」
「你懂不懂什麼叫宣誓？」
我對顧梅東說：「你要不要在這一庭辯白一下？」
「一點也沒有。」
「可以不必，」普法官說：「拋槍的人從停車的地方，垂直跑到水溝旁，和斜斜跑到水溝旁，再把槍向對面拋掉的機會是一樣的。」
法官又問：「之後呢？」
「絕對的。」
「我建議警方應該發出一個全面通緝令，把這個人捉回來。有個黑眼圈應該很容易捉到。」我說
「喔，庭上。」鈕律師說：「我實在老早應該高叫反對的。但是我還是讓這幕活劇進行著，因為我想也許檢方大律師真有什麼特別的觀點。
「是的，先生。」
證人把照片拿出來。列入檢方證物。
我看向顧梅東。「你喜歡這種結果嗎？」
「怎樣登記的？」
「坐我邊上，」我說：「照我告訴你的問題問他。」
庭警在法院的大門口捉住了往外逃的洪國本。把他送回了法庭。
「那一晚，有什麼不尋常事發生嗎？」
「什麼理由使你想到要到溝的對面去？」
「說下去。」顧梅東說。
「我只想脫離困境。」他說。
普法官向他笑笑道：「沒有錯，路先生。但是本庭是有資格發問的。本庭還有很多有趣的問題，正想請教這位證人呢。」
他看著我，突然開了竅。抓住我的手，很用力，很用力。
「開後面追蹤車的人顯然是個過氣拳師。因為另外一個人叫他『布袋』。布袋修理了我。我想拿出槍來對付他。但是開小貨車的──我相信是舒愛迪──制住了我。」
「我們那邊假如有單身女客住店，都會十分小心。我向她要汽車駕照看。她拿出駕照，向我解釋她在躲避，她不要別人知道在此登記。我告訴她只要用真名登記，只要行為良好，住多少天我都不管，但是只要我發現她行為不檢，就要立即走路。我們經營的是一個正經場所。」
「你跑的很快嗎？」
顧梅東把我的話轉傳給法官。
「我不知道有一輛車反盯在我的後面。當我們到了拉波塔附近，後面的車追上我，逼我向路旁，前面的小貨車又停了下來。
「看他肋骨，身側，要看身上的。」我告訴顧。
我說：「問法官他要不要知道本案真相。」
「不要給他跑了。」法官向法庭監守官大聲喊著。
「說他在說謊，」我說：「說他身上根本一處傷也沒有，所以無法找一處給我們看。請庭上找個醫生來檢查。」
「有沒有行政司法長官辦公室的人參與？」
普法官說：「賴先生，你可以下來了。宓警官可以回到證人席來。」
「布袋把它從我手中搶了去。」
「我沒有走進去。」
路副地檢官說：「你認識剛才在這裏作證的賴唐諾？」
「我不是在解釋，庭上。」路克林說：「我是在強調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立場。由於被告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我們準備比一般預審多提一點檢方證據出來。我們提出的證據，將不止只希望證明犯罪行為與被告有關。而我們準備正式開庭時檢方把要用的證據儘量提出來，假如被告對這些問題能解釋清楚的話，我們真的非常願意在本庭結束前撤消告訴。」
我走過去，走到地圖旁，指給他看紅圈附近註著「灌溉排水溝」的位置。
「他們是把我拖下車整我的。他們把我綑綁起來，用的是一種又細又牢的釣魚線，又把我拋回車去，只是這次在後座。他們把我車子連我一起沿了一條小路開下去。把我的嘴也塞起來。把我拋在路邊。」
「目前，我們並不需要表演和喝采。」
「是的，先生。」
「我非但決定過去，而且真的過去了。」
對這，辯方沒有開口詰問。
「當然很痛。我的肋骨幾乎被踢凹進去了。我今天比他們揍我那天還要痛。我不但眼圈黑了，我想我肋骨斷了。」
鈕律師站起來向宓善樓坐的那個方向諷刺地鞠了一個躬。
「我把她帶到墨西加利的露西娜大旅社。給她一間房，把房租付了。我自己回加利西哥，住在第安薩大旅社。」
「在你看來，賴先生做了什麼事，使你看來不太正常？」
「請把這些指紋照片上呈。」
「所以我說：『你找到什麼？』他什麼也不說，我就看一下，看到這支槍。」
宓警官懶洋洋地宣誓出庭作證，其態度有如說明他一生中已出庭作證過上千次一樣。
「會被處罰。」
「當然，是那位被告。」
另一個警官被叫上證人台來，指著已呈作證物的地圖，指著小貨車和拖著的船宅停車的地方，正好是在加利西哥市區限止以內。
「船宅裏沒有彈孔，庭上，」善樓說：「但是有一隻沙發墊子，上面有一個孔。我們沒有把墊子拆開來看裏面有沒有彈頭。」
普法官看看惶惶不安的洪國本，猶豫著。
「有找到什麼東西嗎？」
「之後門就開了，那男人走出來。」
「什麼意思給你們看？」國本問道。
「因為沒有人去過，所以我才想去看看。」
「之後呢？」
「你們最好馬上去拆開來看看，」普法官說。然後又好像受了冤一樣的，加了一句：「就我看來，這件案
國本說：「我什麼都說出來也許會輕鬆一點。我也是被逼的，這事實上是個自衛。我相信要是我再像過去幾天那麼愚蠢，最後恐怕真的會面對謀殺的控訴了。」
「什麼意思，你不知道？」
「誰是布袋？」我向他耳語道。
普法官對書記官說：「請他宣誓。」
「把你襯衫撈起來。」顧梅東說。
「好吧，你繼續進行。」普法官一面說，一面觀察地看了我一眼。
「喔，是的，當然。」
「這就把你激怒了？」我問。
「等一下，等一下，」紐律師說：「我反對。理由是無論你和警察局長談話內容是什麼，只要被告不在場親耳聽到，都是道聽塗說，無法定資格的，與本案無關的，無實際關係的。」
「警察局裏有好幾個行政司法長官助手在參與工作，但他們都忙著在查手印等工作。事實上，我對這種報警電話當時也沒有認為──」
「妳那次見到白小姐的時候，還有別人在場嗎？」
「好，」路說：「反正不論用什麼方式，我一定要把這一段列入進去的。我要請這位證人休息，另外請下一位證人──」
「那到底是你有先知能力，還是靈感，能夠一到那裏，直接就走向槍被拋下的位置？」
「建議照准。檢方有關槍的最後一次發言，全部刪除。」普法官說。
「死者胃內剩餘物的情況如何？」鈕律師問：「胃裏食物情況，不是也可以指示，死者最後一餐吃過多久後遇到的死亡嗎？」
「根本沒穿，先生。我從來不穿鞋子，除了去教堂和──像是今天來這裏。穿鞋子會打腳。」
我轉向鈕律師說：「好了。現在要看你單騎救主了。」
「我現在指給你看有個紅圈的地方。這地方也是各證人說發現小貨車、拖車和船宅的地方。請問你去了那地方嗎？」
「退庭。」
「等一下，庭上，」路說：「在我們看來，假如槍是兇手拋出去的，他當然希望愈早出手愈好。多半他逃出船宅，跑到水溝旁，想把槍拋進去，看到溝中泥濘不深，所以儘可能拋遠一點。」
「我把一枝鉛筆塞進手槍的槍筒，把槍挑起來。假如槍上有指紋的話，就不會塗污了。就這樣拿著，我把它拿過了水溝。
「你那個時候自己穿著什麼？」
「快說，」我提醒他：「我們的時間不多。」
普法官看看他的錶。「本庭暫時休會十五分鐘。」他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被告和律師應該可以意見一致了。」
他首先向主持這一次預審的普法官做了個開場白。
「槍怎麼回事？」
「代表什麼意義？」
「講不講一切都是由你自主的。」普法官說：「但是身體檢查是一定要執行的。」
「槍的上面，有幾個塗污了的指紋，沒一個可辨認的。」
「什麼地方？什麼時間？什麼情況下？什麼時候離開他手上？」我告訴顧梅東。
鈕律師搖搖頭說：「沒有問題。」
「反對，」鈕律師說：「證人『認為』怎麼樣不能拿來作證。」
「之後加利西哥一位警官來找我，請我和他談一下，告訴我，有一件謀殺案在離市區不遠發生了。我跟了這位警官趕到現場，看見一艘船屋架在兩隻平底船上，在一輛拖車上，由一輛小貨車拖著，停在路旁。」
「現在不是顧梅東要不要，而是我要不要，」鈕律師說：「我是律師，我不受客戶干涉，我目的是為他最後最好利益。賴老弟，我更不受自負可惡的私家偵探干涉。」
「喔！是的，先生，我有和他們談話。我有問賴唐諾他在這裏幹什麼，他告訴我他是來辦案的，而今天的被告是他的客戶。」
「之後你做了什麼？」
「妳替什麼人打字？」路克林問。
「本庭準備傳一個醫生來檢查你一下，你要不要先請好一個律師？」
我把鈕律師和顧梅東拉到法庭的一個死角。別人聽不到我們說話，但是庭警看得到顧梅東的位置。
「白南施小姐住什麼地方？」
「有一個孩子正好跟了我過溝。我叫他報警。」
「完全正確，」普法官說：「我也覺得這種對白是道聽塗說，不能作為證詞。」
「是今天這件案子被告，顧梅東先生的指紋。」
「我要解聘他。」
「我不為什麼人工作，」鈕說：「我是自由職業人。我是律師。有案子時別人可以聘請我。我出庭，用我認為對當事人最有利的方法進行。請你不要弄錯，用我的方法。」
「半個小時延期，不會影響大局吧？」顧對鈕律師說。鈕無可奈何地站起來。
「反正，你就決定到水溝的對面去。」
「反對！本席對他的聲明反對，」鈕律師喊道：「這種聲明會引起別人產生偏見。我建議把檢方最後一次的發言，全部刪除。」
「這一點你已經說過了。」
「大致可以。」
「你在這個法庭裏，有沒有見到他？」
「去你的打官司定則，」我說：「我是在說一個特別案例，這件案子。你讓他們把顧梅東定罪，全國報紙都會拿他當頭條新聞。」
顧梅東笨手笨腳有如一個人第一次下場溜冰，滑雪。他錯亂地說：「請把手槍給證人看看，我要問他以前有沒有見過這支槍。」
「是什麼？」
「有的。」
「你那時是光腳的？」
「好，就算。發生什麼了？」
「妳也替南施小姐工作嗎？」
我直視著他的雙眼說：「是的！」
「請洪國本。」我低低向他耳語。
「稍等！」普法官說：「你的反對，暫時照准。但本庭自己還有幾個問題要問這位小弟弟。」
我對他說：「我還是要你自己來判斷，顧先生。我認為我們有辦法把你救出去。相當有把握，我們能辦到。」
路克林想了一下說：「是的，庭上。」
「有的。」
「之後你做了什麼？」
「但如殺人兇手沒有到水溝的對面去，你怎麼會想到對面金花菜田裏會有什麼證據呢？」
「我是對她說過我要她把槍還給我。我想一個女人帶支槍過境被發現不太好。她告訴我槍不在了。她交給她朋友阿國了。
要在開庭以前趕到厄爾申特羅，是件苦差事，但是我還是成功了。
「我找了一個能觀察船宅的位置。那一晚下著雨。我等了又等。小貨車的駕駛已進了船宅，我想他睡了。
路問：「牛先生。回想一下本月十九號的晚上，到二十號的早上，你住在那裏？」
我看向顧梅東，對顧梅東說：「開除掉他！」
「那大概是清晨兩點。我停車，走到船宅前大聲問裏面的人是否一切沒問題。
「當然，庭上，」路克林說：「我們手裏有了一支兇槍。我們要證明這支槍曾經在被告的一位至友手中。我們要證明──」
「我看到一塊地方，看不少人聚在那裏。然後我走到路邊這塊地的最邊上。」
「白南施把它交給我的。她告訴我──」
「開除他！」我對顧梅東說：「現在！」
鈕律師讓指紋專家下台。
「我看書的時候要帶眼鏡，遠的地方我看得很清楚。這位先生在亮光裏，我看來有如白天一樣。他站在門口，我看得很清楚。」
「妳有沒有機會在上週見到白南施小姐？」
「我要有所辯白，我要處理自己的案子。」顧梅東說。
他們沒有來得及阻止他，他已經逃出房間了。
「說下去。」顧梅東說。
鈕律師笑笑，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並不單只是防止我得到我需要的消息。
「懂，先生。」
那個十歲大的男孩子，在旁聽席中站了起來，看起來兩眼有點凸起。
「你又問我，我只是再回答你。」
「謝謝妳，沒有問題了。」路說。
「是這個人嗎？」路副地方檢察官說。
鈕律師有點迷惑不解，他說：「沒有問題。」
「你怎麼辦？」
「每個人都怕被處罰。」
指紋專家被請上台作證。他作證說曾小心地把小貨車及船宅，裏裏外外，採取指紋。
「我在──我想我在十七號見到它。」
顧梅東在我們兩個人之間看來看去。
鈕律師突然厭惡地對我說：「你是不是想教我應該怎樣處理這件案子？」
「他有說把槍交給我？」
我對鈕律師說：「請求庭上延期繼續審理。」
「房租沒欠吧？」
「當然不要，」鈕律師說：「我對這位證人沒有問題要問。這位先生來到兇殺案的現場。他做的調查工作，本來是地方行政司法長官辦公室，或是加利西哥警察局應該要做的。我且不說洛杉磯總局來的大大專家了。」
「我在加利西哥警察局。和局長在說話，」善樓說：「來了一通電話，局長要我──」
「之後呢？」
「告訴我，你為什麼也要走過水溝去？」
書記官給他完成手續。
法官說：「各位先生，辯方到底要不要提證申辯？」
「我現在拿一支槍給妳看，民眾證據第二號，問妳這把槍像不像她上一次給妳看的那一把？」
證人極仔細地翻來翻去看這把槍，說道：「是的，先生。非常像她上次拿給我看的那把槍。」
「檢察官先生，你的爭論點，是不是這支兇槍本來就在賴唐諾的身上。由賴唐諾帶到現場。由賴故意拋在金花菜田裏後來發現的那個地方？」
國本向他指指自己的黑眼睛。
「之後，我去第安薩大旅社的餐廳吃早餐。」
「現在，你有什麼決定？」
「他怎麼樣？」
「妳認不認識一位白南施小姐？」
旁聽席響起一陣含混低聲說話聲。鈕律師在一秒鐘內連眨幾下眼。但面孔始終保持沒有表
「假如不說實話會怎麼樣呢？」
「任何被忽視的證據。」
天剛有亮意，我已起來開車孤獨地北行。把海潮留在身後，爬上高處的沙漠，一哩，一哩向前走。
「我認為這不是正常程序。」鈕律師說。
他找到很多新印上的指紋，但都已經塗污了。共計有七十五個無法辨認的。但另外還有幾個可以辨認的。
鈕律師想了一下，說道：「目前，我沒有詰問。」
「原來你也想做律師！」鈕說。
鈕律師把他嘴巴一抿，做出一個微笑狀，說道：「換句話說，你希望被告也能在預審把他的底牌都給你看。看不看，你反正都要把被告拖去上級的法庭，有陪審團的場合再審，但是到時候你都知道我們的底牌了。」
我向顧梅東看看，說道：「恭喜你。」
「什麼時候？」
「我承認我很生氣。我為她安全才把槍借給她。當然不喜歡她把槍再轉交給那倒楣作家朋友。」
「我是早上五點三十分乘專機來到的。」
律師也沒有詰問。
鈕律師說：「我只有一、兩個問題請教這位證人。」
洪國本再也受不住了，他跳下證人席，像隻受驚的兔子一樣逃出法庭的側門。
「我離開這案子。我已經離開這案子了。我要離開。我和這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之後，有什麼事？」
洪國本宣誓的時候，我向顧耳語道：「問題要短，儘量讓他講。你第一個問題是問他有沒有見過這支槍，民眾證物二號。把槍放進他手中，但如他說有，就問他最後一次見到是什麼時候。儘量叫他講話。」
「十九號黃昏我把它弄丟了。」
「現在，我總算把這兇槍的來源弄清楚了一點點。」路克林說：「宓警官，請你依你所知道的，儘可能說清楚一點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
「牛先生，」鈕律師說：「你能不能確定那男人和女人說話的正確時間？」
「查看地形使你脫去了鞋襪，走過又髒、又泥濘的排水溝，光了腳走進金花菜田。你的腦子會告訴你，兇手可能不留痕跡在溝裏，但是會把槍拋到田裏去？」
「被什麼人？」
「什麼情況下你拿到它的？」
「我脫下來，拿在手裏。」
「你要解聘你現在的律師？」
「之後，你做什麼？」
旁聽席中有人在竊笑。
我交了一張公路圖給顧梅東。
「我抱歉，」善樓說：「我是順口溜出來的。我只是想到當時我的反應和我的行動。事實上，這次的行動，我們沒有請地方行政司法長官辦公室的人參與。」
「你不知道這些指紋是什麼時候印上去的，是不是？」
「我請洪國本做我第一個證人。」他說。
「不錯，不錯。」路副地方檢察官說：「我收回這個問題。我請你看這張證物地圖，請你集中注意力在加利西哥市的北方。賴先生，你能看得懂地圖嗎？」
「是的，他現在正坐在法庭裏，在前排。」
他生氣地說：「我不知道你做真的賭博。我只是告訴你可能性。你再賭多少錢也沒有用，因為休庭完畢我就會站起來告訴法官，我們同意法諭可能有罪，讓他們送我們去上級法庭，在有陪審團情況下接受初審。」
「是的。」
「完全不是事實！」
「你怕被處罰？」
「舉右手。」
「容本席向庭上再聲明一次，預審的目的並不是要證明被告有罪。而是要取信本庭，一件刑罪已經發生，而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這犯罪行為和被告有關。」
「我遵守。」我說。
顧梅東看看我。
「照你說，你是很偶爾發現那把槍的。」
「是什麼意思？」
指紋專家告訴大家，他是一個對一個指紋校對，每一個指紋都和被告的指紋有足夠的相同點，使他絕對相信這一組指紋是被告留下的。
「等一下，庭上，」我說：「因為我的正直被非難，我的信譽也受到迫害，我請求庭上准許我發一個問題。這位先生說在水溝的這一面拋那支槍。他到底是指站在命案發生地點最近處的水溝邊上，還是沿水溝走下去一點，找到槍的地點最近處的水溝邊上。目前我們並沒有證明拋槍的人，不能沿水溝──」
「你又見到他做什麼？」
「我不是一個自負可惡的私家偵探，」我告訴他：「我是一個非常好的私家偵探。」
「我對所有剛才檢方提出的問題統統反對。反對的理由是他在詰問他自己的證人。」
一個地方行政司法官辦公室請來的病理學家，出庭作證說他被郡驗屍官請到加利西哥來幫助驗屍。說到屍體是發現在一個船宅的地板上的。驗屍及屍體解剖是屍體移到殯儀館後辦理的。死因是一顆點三八口徑子彈，穿過前胸斜著通過胸腔，打穿心臟，卡住在背脊的右側。槍彈已經找到。死亡時間可靠計算是十九日晚上九點至二十日早上三點之間。
「當然有。對門公寓裏的燈光，照得他非常清楚。」
「你有這指紋的照片嗎？」
這傢伙一把把我擁抱住，我還真怕他會吻我哩。
「是那位說槍要交給他的人？」
「那我們就請庭上准我們把被告以第一級謀殺罪嫌，送上級法庭去開審。」
「這無所謂，」路生氣地說：「我們辦公室不過基於倫理立場儘可能給你們被告一方優待。我們提出的證據，只要你們有合理的解釋，我們就請求庭上撤消本案。」
「請報姓名，地址和職業。」
我看向法官，說道：「報告庭上，這證人身體恢復得很快，是嗎？」
「但是你沒有辦法，」鈕律師說：「假如他是冤枉的，也冤定了。」
「等一下，」路克林說：「本案到底是由什麼人來審理？那私家偵探到底在搞什麼鬼？賴唐諾又不是律師，他和本案毫無關係，他根本不應該在庭裏。」
「很好！」普法官開口：「我們回到民眾公訴顧梅東的案子。被告要提什麼辯白嗎？」
「住皮靈街八三Ｏ號，公寓房六十二之一。」
「你是什麼意思？」
「他們問我姓名、地址和職業。我把一切列入法庭記錄後，自己坐到證人席去。
「你先控制一下情緒，」普法官說：「顧先生，請你說是怎麼回事？」
普法官看向鈕律師：「你也想離開這案子？」
「庭上問的問題非常睿智，」路說：「我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沒有直接就走過去。」
「當我走到溝堤某一位置的時候，我看到什麼金屬的反光。我移動過去，發現是支槍。」
普法官離開坐椅，退席到法官休息室。
「問問他，他是不是很痛，不能活動。」我說。
「十歲，快要到十一歲了。」
我說：「你要是進行得對，也就不一定。」
「我穿襯衫，褲子。」
「我睜了一會眼，起來。」
「清晨兩點或三點，我聽到十二號房內有聲音傳出。十二號房的燈亮起，照進我的臥室。把我吵醒，我非常不高興。」
我說：「我沿了排水溝附近走著。」
「完全沒有指紋？」路克林問。
「什麼時候？」
「有沒有問題要詰問這個證人？」普法官問。
洪國本蹣跚地走向前來，把右手舉起，但是全身的筋骨都在酸痛。顧梅東低低問我：「我問他些什麼？」
「這件事和本案有間接的關係，」路克林說：「但是我們願意收回這句問題。」
天一亮，那警官敲了好幾下門，但沒有回音。他一試門把，門沒有鎖。他把門打開向裏望。一個屍體仰臥在地上。
「我還能做什麼？」顧梅東說：「鈕律師已經決定了。」
「為什麼理由？」鈕律師問道。
「別說笑，」鈕律師插嘴道：「他們在船宅上找到他指紋。他們已證明兇槍是他買的。他們已經證明他半夜兩點鐘，去楓葉汽車旅館把槍拿回來。他為的是要保護他的『相好』。他決定自己去處理這件事。是他殺死那個走私毒販。」
「建議駁回。」
花了半個小時，才把記者們打發掉，兩個人回到我的車子前。我一直教顧梅東向記者說「不作批評」，記者們最後才真的放棄，但是電視記者的鏡頭始終還是對著我們。
「你是不是去找兇槍的？」
「由於這位小弟弟所站的位置，沒問題會立即見到這支槍。只要他見到這支槍，槍是你放在這裏的事實，怎樣也跑不了。所以你馬上改變計畫，說是你發現了這支槍。叫羅侖查去告訴他父母，請他父母報警。」
「我再告訴你，你如此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你的客戶。也就是今日的被告顧梅東。」
「我不一定要聽你的。」洪國本說。
「是誰的指紋？」
「把你襯衫撈起來。」我耳語道。
「只要告訴我們，你們會話完畢，你做了什麼就行了。」路副地檢說。
「去了。」
證人離開證人席位。
「所以你認為沒有人搜過金花菜田，因為排水溝裏有污泥，而沒有人可以過去又過來而不留下痕跡的，是嗎？」
「你認為，那晚上你看到的人，是今天在這個法庭的被告，顧梅東先生，不會有錯？」
「沒有，先生。她是自己打字的，但是我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南施也有的時候給我介紹客戶。有的初寫稿的沒有打字機，有的不能一面想一面打字，也有的不能配合雜誌社要求──你要知道我的工作對象多半是初學的或是非職業性的。」
「你等一等，」普法官說：「賴先生，你超出程序了。雖然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假如代表被告的律師願意提出這個問題的話，他是有權的。再說，以本庭看起來，你的理由在地圖上
「用白南施名字登記的，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她想用豪南施的名字登記。」
「小弟弟，這個私家偵探，在行為上，有什麼看在你眼裏，使你相信，他看到了什麼東西嗎？」
路克林猶豫了一下，坐了下去。
路副地方檢察官清清喉嚨，有權威地說道：「法庭上時請不要開玩笑，賴先生。」
鈕律師一把夾起他的公事包，說道：「用不到解雇，這案子我不幹了。」
影印本呈庭做為檢方證物，上面清楚地看得到顧梅東簽字及地址。
顧梅東僵住了，好像進了死巷子。
羅侖查，看起來突然害怕了，走向前來。
「報告庭上，」鈕律師說：「這些當然是證人的結論，無法定資格的，與本案無關的，不到實際的，可以說是──」
「他一定會有的。」普法官說。
「這支槍最後什麼時候還在你手裏？」
「之後門關起了，又等了幾分鐘，房裏的燈熄掉，一個我看不清楚的女人，拿了一隻箱子，一隻手提袋開門出來，站在門口。那男的一直坐在門口的大車裏等候，出來把箱子和手提袋接下，放在車裏。他們一起開車走了。」
「襪子，鞋子呢？」
「你光了腳下溝，光了腳爬上水溝到對面去？」
「我知道，不是他就是我。他還不太清楚我是幹什麼的。我從他言行看得出來，他並不認為我是警察。他想要知道我偷偷摸摸地想要什麼。我趁他不備把自己的槍拿出來，叫他不要動，我緊張得要命。我曾等也許十分之一秒鐘，看他要對我怎麼樣。他開槍了。假如警方仔細找找船宅的前半部，會在什麼地方找到一個彈孔、彈頭的。
「洛杉磯警察總局，應加利西哥警察局長的邀請，要我來協助解決一件──」
「什麼樣的證據，你認為可能被忽視了？」
「那是絕對的，」韓太太說：「單身女人，我都是預付才放心讓她們住的，一天也不馬虎。」
「我只是隨便看看。我想看看有沒有什麼證據被忽視了。」我說。
我說：「除非你能出奇制勝，否則他們會說他是嫌犯，送他去上級法庭審理了。」
「沒有，先生。只有我和她兩個人。」
「我把這支槍拿到本郡的行政司法長官辦公室，在那裏一位彈道專家和我發射了試發彈，把它放在對比顯微鏡下和謀殺案致死彈頭做了個比較。」
「後來為什麼改變名字登記了呢？」
「意思是你一定要說實話。」
「你和他們談話了嗎？」
「是的。」
國本開始吐實。話只是不斷地自他口中吐出。他說：「我知道毒品走私即將過境。我知道一個人開毒品車上來，會和一個過境後開探路車的人會合，時間是傍晚七點鐘，地點是蒙地卡洛餐廳。我約好我女朋友同時同地見面。
「你走過水溝，無所謂。」
檢方提出一張槍械購買登記的影印本，顯示顧梅東曾購一支史密斯華特點三八口徑，一又八分之七吋短槍筒，五發子彈轉筒的轉輪手槍。槍號一三三三四七。槍是三年之前，自一家席拉運動器材行售出的。
「無論如何，二十日的早上，你是在加利西哥。」路繼續問在證人席上的宓善樓。
「不管你能做什麼，他的嫌疑逃不掉，他們也已經鐵了心要說他有嫌，要逼他去審理了。我甚至不想說一句反對的話。硬要我提辯論也不會有用。因為我最多說些陳腔濫調，說他們除了環境證據什麼也沒有。也許我可以說他們雖有他宅上的指紋，但不能確定指紋是什麼時候留下的。也可強辯他們雖知道兇槍是什麼人的，但不能證明槍在什麼人手裏，是幾點鐘開的槍。有什麼用？」
「我們發現兩個彈頭完全吻合。」
「目的是什麼呢？」普法官問。
「你怎麼辦？」
普法官嘆了一口氣。「好吧，」他說：「庭諭：被告准許自己做自己的律師，為自己辯護。」
「之後他說：『儘快把東西整好。』又說：『妳真笨，把自己混進這種事去。現在開始，一切要聽我的。我幫妳脫離危險，但是妳自己要離開這個瘋作家才行』。」
「我們把槍帶回了總局，驗指紋的人立即開始工作。
「沒有關係。這一點即使你不補述，被告律師詰問的時候也會問出來的，」普法官說：「警官，你說下去，你自己發現了些什麼事？」
「我問他：『找到什麼了，先生？』他像是想了一下，他說：『不要管，但是你馬上回家──你是不是住在這裏？』
「有的，先生。」
「我差不多和他同時發射，他落空了，我沒有。
我說：「我們想查明，這支槍怎麼會到田裏去的？」
「你要怎麼辦，顧先生。」我問：「你快決定。」
「你能給我們看身上的傷痕嗎？」顧梅東問。
鈕律師簡單地說：「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很痛，身體活動不方便？」顧梅東問。
「絕對沒有問題。」
「其他的傷痕，」顧梅東說：「身上哪裏有其他的傷痕？」
「她住下了？」
「我看到他脫掉鞋襪，走過都是泥巴的水溝底。」
「賴唐諾在旅社裏不斷的引誘我到游泳池去，我就知道我的故事裏還有缺點。我知道有人要看──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大家認為這是謀殺，我確是自衛。」
終於在最後，他們都散了，我們自由了。
「你幾歲啦，小弟弟？」普法官問。
普法官不耐地搖搖頭：「今天這一庭，這個時候，希望雙方不要太注重專業方面的細節。證人可以暫時下台，請賴先生起立，請他宣誓。」
「那個人看到我，知道我看見他發現了什麼。所以他才叫我回去告訴爸爸，媽媽，請他們報警。」
「有沒有找到兇槍？」
「請問賴唐諾是不是在法庭裏？」
「我告訴他是的。」
「建議還是駁回，」普法官說：「我承認，這個證人的證詞，有一部分的確是他想像的結論。但是每一個結論的基本主要部分，本庭認為尚屬可以列為證據的。假如我們換一種方法問他，最後變成竄改了他的原意，反而成為不切實際了。這確是很有趣的一種證詞，我不諱言，本庭自己也設想了很久。雖然目前我還不知道檢方要把這些列入證據，為的是引出什麼來，我暫時決定讓他如此做。
「我是直接去了楓葉汽車旅館，是找到南施談話，內容也差不多像那個證人所說的。我帶了南施過境，給她住在墨西哥，我認為這樣會比她住在楓葉汽車旅館安全。我要她脫離她作家朋友的掌握。」
「等一下，」路克林說：「你不能責難你自己的證人。我不願意對一個自己在為自己辯護的人，太講究技巧問題，但是我必須保護民眾的權益。你不能責難你自己的證人。」
他看清這人已經死亡，而且是被槍殺的。立即退出來，把船宅門關上，並且小心不再多留指紋。
「我要看看整個現場四周。我過了排水溝，我找到槍。這都是事實。」
檢方問題自宓警官的職業資格開始，轉入二十日早上他會正好在加利西哥的原因。
「反對成立。」普法官說。
「好，這樣問你──你去了你認為是的那個地方了，是嗎？」
路克林說：「我現在要請牛海白先生。」
「是在什麼地方見到她呢？」
「很好，」法官說：「我認為這是被告合宜的防禦，何況檢方對這問題已經開了一個端。請證人回答這問題。」
「我住一號屋。是靠街的第一幢，也在十二號的正對面。」
「只要給我們看看什麼地方打青打腫了，」我耳語道：「給我們看看上肢有沒有一塊黑青，給我們看身上任何地方，任何一塊外傷──一樣說好──青的紅的都可以。」
「是的，先生。」
「叫他給我們看身上的傷痕。」我向顧梅東耳語道。
普法官從上面向下看著我，想要叱責我，突然微笑著說：「說的也是。」
「一個一個對過沒錯，還是四個比對的效果做出來的決定。」
「我發現五個指紋都是在船宅門把手左側鋁板上。其中一個可以假想為拇指印的，塗污了。其他四個非常清楚。」
我傳了一張紙條給鈕律師：「找出船宅內的情況。他們發現屍體時燈是亮著的嗎？有沒有用煤油暖爐？用著？還是有用過的跡象？這會影響死亡時間之判斷。再問他屍斑的發生，和死亡時的生理狀況關係，死亡前因為爭吵，情緒激動血壓升高，不是會使屍斑早現嗎？設法打破他對死亡時間判斷的正確性。」
善樓說：「我請了一位警官，把我用車子帶到了現場。」
顧梅東說：「我一路向加利西哥來的時候，我的車頭燈照到了路邊的小貨車，拖車和船宅。正在那時我看到一個人從船宅門跳出來，飛一樣著地，立即向水溝方向拚命跑過去。他跑了幾碼後我車燈就照不到他了。」
普法官低下頭，看向宓善樓：「不知道警官們有沒有仔細搜查過那船宅，有沒有在船宅的前半部看到什麼彈痕？」
警官用無線電和總部聯絡，總部派出一組來參與調查。
東面的微亮變成光輝的金黃色，又變藍色。太陽從叢山裏出來，使窄葉的灌木樹和沙漠植物都拖了一條長影子。
「你看到，聽到什麼？」
我看看這支槍。我說道：「這支槍極像那一支槍。我沒有把那支槍撿起來過。我只是請那小弟弟立即報警，請警察立即來。實際上是請他去找他的父母，請
普法官稍稍蹙一下眉，對於這年輕小伙子有點教育別人的味道，不十分滿意。
「現在，顧梅東先生，你要不要請什麼證人？」
「他開始向水溝邊上走回。他走了兩三步，見到我過來，看到我儘快的跑向他去。」
「我並沒有開玩笑。我是在說一種物理現象。」
「但是你去了小貨車和拖車被發現的地方？」
「第二個理由是，這個證人的證詞全是純理論的，捉不到，摸不到的，而且形同是他個人的結論。」
羅侖查，顯然是經過教導的，說道：「我看到這個偵探男人找到了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足跡表示有人過去過？」
指紋專家首先到達了現場。然後洛杉磯總局的宓善樓也到達協助。警官說宓善樓是總局兇殺組的警官，他常被派為聯絡官到洛城四周的市鎮參與作業。
顧梅東這次做得很好。他說：「到底庭上你想不想知道本案的真相？」
「我現在，」鈕律師繼續說：「還要建議庭上，刪除這位證人所說的一切話。理由是這位證人被請上台來，不合乎規定的程序。而且他的問答，全是檢方在詰問他自己證人的結果。」
「我自己向自己眼睛用力打了一拳，也把鼻子打出血來，使被人修理的情節逼真一點。我沒有想到別人會看我身上有沒有傷的。
「為了問他怎樣找到這支槍的。」
顧梅東把手指插進頭髮裏，把頭髮向後攏幾下，說道：「庭上，請個醫生檢查一下好嗎？這個人身上根本沒有傷。」
「是這個人。」
「等一下，等一下，」鈕律師打斷說：「這個問題叫做請證人做結論。證人的回答也是證人的結論，不能列入記錄。」
法官休息室門打開，普法官走出。法庭監守官促使法庭靜肅。我們大家歸位，先站起，法官坐下後大家才坐下。
「之後又怎麼樣？」
「說明陳列在這裏，民眾證物第二號那支槍，就是發射致死子彈的兇槍。」
我輕輕告訴顧梅東：「每次他停下來，就叫他繼續。」
「他在所有人都在的地方，走來走去。」
「是的。」
「當時，我應該去報警的。但是我要仔細想想，我開車過了邊境一路在想怎樣可以脫出這場大禍。整夜我都在車裏。最後，一清早供應漁具的店開門時，我買了些釣魚繩子，把自己綑起來，當然先把車停在一定會被人發現的路上。假如太久沒有人救我，我會自己鬆綁的，我以為用這個藉口，可以製造一個時間證人，騙的過去的。
「有話問嗎？」普法官問鈕律師。
宓善樓生氣得自椅中站起來了一半，又忍住了。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報紙，」鈕律師說：「這國家新聞是自由的。他們認為來路可靠的新聞都可以刊登。
「到什麼時候？」
「我所要的情節都收集全了。真是太棒的一篇報導。但是還缺最後一環，我要看他們把船宅弄去哪裏。我後來知道，探路車見到了路障和臨檢，所以船宅就暫停路旁。
洪國本說：「我在追蹤一批毒品走私。這支槍暫時在我身上。我從聖飛利跟了毒品上來。我還以為我蠻聰明。
路副地方檢察官說：「報告庭上，我們的提證完畢。我們請求准許把被告以一級謀殺罪，交上級法庭來審理。」
鈕律師搖搖頭：「那沒有什麼用。我們決定不予辯白。我一向不用這種戰略，在預審的時候把有利的證據都拿出來。預審沒有陪審團，法官一個人就決定這個人有沒有可疑之點。現在提證據，等於給檢方看底牌──」
「是我看到的人。」
「我們在進行的程序上有了一點小問題，」他說：「請求庭上給我們半個小時的休會。」
「因為只有這樣，你南下找她的時候，記者不會跟蹤你──假如你小心一點的話。之後，你可以在下個禮拜的第一天到我們辦公室來，來結帳。」
我打斷他的話，用很低的聲音向他說：「他們目前提出來的全是環境證據，一點真憑實據也沒有，而且──」
「你什麼時候見過它？」梅東問。
「辯方要詰問嗎？」普法官問鈕律師。
「建議不同意。」普法官裁決道。
顧梅東猶豫地愣在那裏。
「你有沒有機會仔細看他一下？」
國本說：「他們真的把我揍慘了。黑眼圈就是這樣來的。鼻子出血了，嘴唇破了。襯衫上都是血，修理終了時我的樣子非常不好看。」
「建議，請刪除，證人所說『事實上』以後所有的話。」鈕律師說。
副地方檢察官姓路，叫做路克林，他很正經地在表演。
「那晚上，你有沒有起床，從窗內向外望？」
「我有。」
「你請下一個證人吧。」普法官說。
這次鈕律師作了一個敷衍性質的詰問。
「我們搜過。」宓警官說。
「你怎麼辦？」
「我是很生氣。我給她這支槍，是為了她的安全。」
「是在南施小姐公寓裏。」
「什麼意思？」
「你可以坐下去。」路克林對羅侖查說。
「那你間接的為什麼走過去？」
「本庭對什麼是預審，清楚得很，起訴先生。」他說：「這種事情可以不必解釋。」
「這個人我就交給檢察官看守起來。控訴顧梅東的案子撤銷。」
「等一下，等一下，」普法官說：「法庭沒有同意前你不能不幹。」
「我以前見過這把槍。」國本說。
「說下去。」顧梅東說。
「你過了水溝，做了什麼？再說，你是怎樣過的水溝？」
顧梅東口吃地說：「給我們看你身上，給我們看有沒有一塊紅的或黑的。」
「老天，當然不喜歡。」顧梅東說。
「給我們看。」顧梅東依樣地說。
顧梅東聳聳雙肩，無助地向我看看。
「這是什麼？」他問。
「我對這一位證人，目前已經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了。」路說：「你可以詰問了，大律師。」
顧梅東表情很清楚。他表現出完全不能相信，然後非常懊惱。
「什麼？」顧梅東不相信自己耳朵地說。
「槍上面沒有指紋。我必須向各位報告，手槍上取到指紋的機會，本來就不多。」
「你站的位置看過去，能看得很清楚嗎？」
「我詰問完了。」鈕律師說。
「厄爾高爾福？那裏有什麼？」
「我在查看整個那一帶的地形。」
「不是，先生。是一條很隨便的褲子，本來是長褲，但是膝蓋以下隨便剪掉了，也沒縫邊。」
「我來問妳，本月二十日的清晨，妳有一位住客叫做白南施是嗎？」
「叫他繼續。」我告訴顧梅東。
「羅侖查，請站起來。」
「是的。」
「在那個時候，南施有沒有拿出一支槍給妳看？」
「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即使他什麼也沒有說，我仍舊可以看得到的。槍平躺在那裏，太陽照著有反光。反正誰都會知道，有什麼東西在金花菜田裏。」
「有的。」
「是的。」
「尤其現在，其中又夾雜了桃色新聞進去。相信過不多久，全國新聞界都會忙起來了。百萬被告午夜幽會──」
「之後如何？」
「他走呀走，走呀走，走呀走。我一直在看他。突然，他站定了。轉彎進入金花菜田。然後他背向著我，我看不到他在做什麼。然後非常突然他轉回身，開始向水溝走回去。」
「什麼原因使你到加利西哥？」路問。
「請求延期半個小時，」我說。顧梅東看看我，看看他律師。
牛海白是個中年漢子，有點神經質，動作快，身體健朗，他顯然很高興有個出風頭機會。他把姓名，地址和職業告訴了書記官，期待地轉向副地方檢察官路克林。
國本輕輕地把手扶向他自己側面說道：「到處都有。」
書記官說：「你以至誠宣誓，對本案所述證據是事實，皆為事實，除事實外無任何增減。上帝助你。」
「沒這回事！」
「一張地圖，一張南下厄爾高爾福的地圖。」
普法官說：「可以刪除。警官，你應該知道，請你來作證，不是請你來發表意見。」
「我們志在證明一層友誼狀況，庭上，」路說：「我們志在證明這支兇槍的來龍去脈，剛才所說的實在是有關狀況的一部分。」
「你瘋了，」他告訴我：「打官司定則，預審的時候被告是無能為力的。你詰問證人，儘可能挖掘出來起訴的檢方知道多少事實。其後，人家怎樣打你，你就怎樣應變，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在加利西哥的楓葉汽車旅館。」
路克林請郡的地政單位畫呈了一張與本案有關的地圖，作為證物。
普法官說：「本庭也很想知道槍的來龍去脈。但是你不可以用道聽塗說來證明給我看。」
「你到第安薩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這些指紋絕對是被告的，沒錯嗎？」
「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你第一次見到這一支槍？」
「你怎麼辦？」
「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在做什麼？」
我站起來。
「這完全不是事實。」
宓警官對要說的事感到相當的不樂。不安地先在椅子上換了一個坐姿，說道：「我和加利西哥一位警官到了現場。那男孩，羅侖查．龔查理斯，在那裏等著我們。他對我們說了幾句話。當然，我不能在這裏說，因為說話的時候被告不在場。但是，由於他說話的結果，這位警官和我，走過排水溝，到了賴唐諾在等的地方。也就是很接近那個民眾二號證物，那支槍在的地方。」
普法官給他弄糊塗了，副檢察官轉向看我們，好像我們是一群瘋子。
顧梅東看看我。
「反對成立。」普法官說。
「你說你的客戶一點希望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