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鵲橋仙
第五百一十二章 秋（下）
則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贊天下之化育；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在先秦時代「格物致知」這句話，大概並不是特別深奧的語言，故而用不著做什麼解釋。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學問淺的人，看了都是一頭霧水，學問深的人則有自己的理解，且不盡相同。
朱熹將「格」解釋為推究、窮盡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學的方法論，就是窮理。
去年他考證《尚書》乃偽經，士大夫們還只把他當成是學問淵博、明辨深思的才華之士。今年聽了他講《中庸》，才知道原來大宋朝繼道學、新學之後，又誕生了一門學說。又誕生了一名大儒！
但是如論如何，誰都承認，在嘉佑五年秋的經筵中，誕生了一門充滿生機的儒家學說。它所蘊含的生命力，必將衝擊這個世界！
陳恪的這套學說，因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問世便顯得精緻完整，令人信服。
而且很多時候，問題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出現的，那麼解決的辦法也一樣，必須要不斷創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時，還是井田制的小國寡民，生產關係與後世完全不同，當時聖人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放在宋朝來看，就已經完全過時了。
單從這一點說，朱子確實
所以理學的格物窮理，說白了，就是去多讀聖賢之書，體悟所謂的聖賢之道。
要貫通，必須花工夫，格一物、理會一事都要窮盡，由近及遠，由淺而深，由粗到精。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重重而入，層層而進，以求道理。
他將「天命」解釋為「道」，道者，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也。他說這個世界便是在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之下運行的。真理和規律，隱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規矩著事件和表象的發展。所以認識真理和規律，就可以預見事物的變化，把握正確的方法，即所謂「明心見性」，然後可修齊治平也！
因為陳恪出身蜀地，所以通常稱之為「蜀學」，但他自己更願意稱為「理學」……一來向貢獻了八九成內容的朱子致敬，二來，這本就是道理之學，稱為理學最恰當不過。
而「太極」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認知的，所以他研究來研究去，都究不出這個理之所在。最後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學其實是糅雜了佛道的實用主義儒學。這就註定了它會沾染上佛道的消極主義和封閉主義，最終變成一種禁錮。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學之道的基石。
「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認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蟲，皆有理，都要去格
當你認識了道，則萬事萬物在你眼裡都沒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對於「格物」，陳恪與朱熹的說法基本相同。他說「知在我，理在物」，連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那麼如何窮理？朱子說了，就是多讀書討論、應事接物。當然最根本的還是讀書，讀什麼書？儒家經典。因為儒家把孔孟當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說孔孟就是道。他們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那麼這個「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朱子說，呃，直接告訴你印象不深，用處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真理和規律是可以認知的。修道，就是認識真理和規律的過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程朱理學的謬誤之處就在這裏。他們罔顧事實，不在現實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書籍里找註解，找答案。什麼事都要看古代先賢是怎麼解決的，然後照搬就是。
尤其是講儒家世界觀、思想觀、善惡觀、方法論的《中庸》、《大學》，更是玄之又玄。
因為朱子的一套，原是極好的，只是在世界觀上出了岔子。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後來，就約成為「禁錮思想、阻礙科學發展」的罪魁。
那麼
《四書》中的聖人之語，都是微言精義。微言精義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於無法精確的把握真意。
是以雖然有聖人經典在前，人們仍無法精確把握儒家的哲學思想，便需要有人來譯註經典，為聖人和凡人之間搭起一座橋樑。朱熹定《四書》，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陳恪的解釋為「理性是人類的天性，通過理性的思考，可以發現道，聖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萬民」。
於是疑問鋪天蓋地而來，許多根本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結果後半程的經筵，成了陳恪為捍衛自己的學說，舌戰群儒的場景。
他無力開闢出正確的世界觀，自然也就發展不出正確的方法論。他的世界觀，其實是來自於周敦頤，而周敦頤的理論根基《太極圖》，是源自陳摶老祖的《無極圖》，從那裡確立了天人感應，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
好吧，那如何去認識這個理？
當你通曉萬物之理后，便可從諸多理中，升華出道。
他們同樣訓「格」為至、為盡，至：謂究至事物之理。同樣訓「物」為事，其範圍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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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朱子告訴你了，須得「格物窮理」！
只是陳恪實在太年輕，讓士大夫們實在無法接受，幾代人苦苦尋索而不得的真諦，竟被這個三十歲不到的小子，給道破了。
在朱熹的認識里，太極是天地萬物的根柢和樞紐，是決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實體。也就是所謂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從太極中來的。
陳恪對《四書》的詮釋，便完全仿照朱子的體例，甚至內容也以朱子的《四書章句》為主體。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觀上，他卻動了手腳。
陳恪要做的，便是樹立另外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而且這門學說一經問世，就如此完整，如此可行可信，遠超其它仍在摸索附會中的學說。
如果僅是修身齊家，這倒也無妨。因為聖人乃萬世師表，照著學肯定沒錯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還要治國平天下的，得解決人世間產生的具體問題，比如國家的財力枯竭，比如治理黃河、比如如何去應對外敵。
在世界觀上，程朱理學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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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方法論，基本上都是朱子觀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套顯然是行不通的。
這就出事兒了。後人都知道，每個問題都要具體分析，在現實中尋找解決的辦法。
加之他已經樹立起經學大師的形象，所以他僅在經筵上講了一章《中庸》，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所謂「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里也。」人們必須經過這樣由表及裡的認識過程，才能達到對理的體認。
何況，就是在春秋時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了。拿著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東西，放在千年以後，難道就能行得通了？
朱熹陷入到這個怪圈中，無可厚非，因為他終究不是老子、孔子、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真聖人，只能算是大學問的賢人。
但是漢代以降，由於文化斷層等原因，人們對它的解釋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由此導出的方法論，也就千差萬別。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思想體系，終於完成了宋儒的夙願。儒家哲學也終於登上了頂峰，成為整個國家讀書人的共同思想，繼而成為整個國家的集體意識。從骨子裡改變了中國人。